词中写思妇对于生活的要求，已经低到了不能再低的限度：不敢想真的与征夫重逢，只希望能够在梦中多见几面；不敢想人归，只希望书归；不敢想回信之速，只寄希望于来年。哀惋至极。在它的背后，正不知有多少个幻想变成过泡影，多少次热望化作了灰烬。显而易见，这样写，比直接去写思妇盼望征人早早归来深沉千万倍。
然而该篇的好处还不尽于此。其哀惋的笔调之下，更潜藏着对于封建统治者的一定程度的谴责。按古代诗歌中写思妇、征夫互通音讯之困难的篇章本不在少数，如南朝梁刘孝先《春宵》诗曰：“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唐刘希夷《捣衣篇》曰：“缄书远寄交河曲，须及明年春草绿。”贾岛《寄远》诗日：“身征辽海上，家住锦水边。十书九不到，一到忽经年。”皆是其例。但它们所强调的，往往还是空间距离的遥远，属于客观因素，只好“怨天”。而本篇于“边堠远”三字之下又添了“置邮稀”一句，这就道出了执政者们对于征人及其家属苦痛的熟视无睹，在主观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分明是在“尤人”了。苏轼写那专供帝王、后妃们享用的新鲜荔枝、龙眼如何不远万里、及时贡进，也有“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荔枝叹》）之句。虽咏前朝之事，实刺当代的类似情形。用它来反衬贺词，愈见“置邮稀”三字于轻描淡写中有微词在焉，不可等闲看过。
近代著名学者夏敬观指出：“观以上凡七言二句，皆唐人绝句作法。”（手批《东山词》，未刊稿）是的，它们确实不类宋调，其丰神直追唐音。试观唐入同题材的七绝，陈玉兰《古意》日：“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干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陶《水调词》曰：“长夜孤眠倦锦衾，秦楼霜月苦边心。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张泫《怨诗》曰：“去年离别雁初归，今夜裁缝萤已飞。征客近来音讯断，不知何处寄寒衣。”贺词与之相较，正不多让。
最后把这一组词《捣练子》纳入唐宋词发展史的范围内来作一考察。像这样以思妇口吻、借捣衣寄远以表达怀念戍人之情，并讽谴封建统治者的题材，在早期民间词里是屡见不鲜的。“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词牌正是《捣练子》，艺术上是粗糙些，反苛政的思想内容却很强烈。后来到了某些文人手里，此长彼消，向着否定的方向发展。文人词中最早的一首《捣练子》系李煜（一说冯延巳）所作：“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写作技巧提高了许多，内容却换成了写封建知识分子夜听寒砧的悲秋情绪，真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诗·召南·鹊巢》）了。至于贺铸这组词，又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它们标明是“古捣练子”，五首中且有三首用韵与上引《捣练子》相同，显然，词人是有意汲取了早期民间词中的营养并向其复归。不过，他在学习和继承民间词的同时，扬弃了它那质木无文的弱点，益之以文入词的成熟技法，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写出了新的水平。唐宋文人词中，这种题材的作品非常少见，达到和贺铸同样水准的那就更难寻觅。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对于这组词的价值，当作如是观。
唐诗中写景通常不离抒情，而且多为抒情而设。即使纯乎写景，也渗透作者主观感情，写景即其心境的反光和折射；或者借用比兴，别有寄托。而这首写景诗不同于一般唐诗。它是咏夏天的暴雨，既不能从中觅得何种寓意，又不能视为作者心境的写照。因为他实在是为写雨而写雨。从一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玩味中发现某种奇特情致，乃是宋人在诗歌“小结裹”方面的许多发明之一，南宋杨诚斋（万里）最擅此。而《溪上遇雨二首》就是早于诚斋二三百年的“诚斋体”。
再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它既不符合唐诗通常的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也无通常写景虚实相生较简炼笔法。它的写法可用八个字概尽：穷形尽相，快心露骨。
夏雨的特点是来速疾，来势猛，雨脚不定。这几点都被诗人准确抓住，表现于笔下。急雨才在前山，忽焉已至溪上，叫人避之不及，其来极快。以“坐看”从容起，而用“忽惊”、“却是”作跌宕转折，写出夏雨的疾速。而一“衔”一“喷”，不但把黑云拟人化了（它像在撒泼、顽皮），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雨的力度，具有一种猛烈倾注感。写云曰“黑”，写雨曰“猛”，均穷极形容。一忽儿东边日头西边雨，一忽儿西边日头东边雨，又写出由于雨脚转移迅速造成的一种自然奇景。这还不够，诗人还通过“遇雨”者表情的变化，先是“坐看”，继而“忽惊”，侧面烘托出夏雨的瞬息变化难以预料。通篇思路敏捷灵活，用笔新鲜活跳，措语尖新，可喜可愕，深得夏雨之趣。
就情景的近似而论，它更易使人联想到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的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比较一下倒能见出此诗结构上的一个特点。苏诗虽一样写出夏雨的快速、有力、多变，可谓尽态极妍，但它是只就一处（“望湖楼”外）落墨，写出景色在不同时间里的变化。而此诗则从两处（“前山”与“溪上”）着眼，双管齐下，既有景物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又有空间的对比。如就诗的情韵而言，苏诗较胜；如论结构的新奇，此诗则不宜多让。
可见，诗分唐宋是大体的区分，不能绝对看待。王渔洋曾列举宋绝句风调类唐人者数十首，是宋中有唐；另一方面，宋诗的不少倾向往往可以追根溯源到中晚唐，是唐中有宋。大抵唐诗经过两度繁荣，晚唐诗人已感难乎为继，从选材到手法便开始有所标新立异了。这个唐宋诗交替的消息，从崔道融《溪上遇雨二首》诗中是略可窥到一些的。
开头的“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似乎是写眼前景，——他们会饮的大明湖水亭外不也正有千余株杨柳，枝条低拂水际吗？但第四句的“江干”（长江边上）一词却暗示了此首所写仍是第一首所歌吟的“白下门”，诗人只是从眼前的景色联想到南京的杨柳罢了。
其下四句则曲折地显示南京的破败与荒凉。把“荷”与“镜”联系起来，出于梁代诗人江从简的《采莲词》：“持荷欲作镜，荷暗本无光。”寻是讽刺当时宰相何敬容的无能的，以“荷”影“何”。王士禛却只是利用“荷”与“镜”的这种关联，由“浦里青荷”想到了妇女用的镜子。“中妇”一词出于陈后主《三妇艳词》的“大妇上高楼，中妇荡莲舟，小妇独无事，……”是妯娌三人的中间一人，并不意味着她已经到了中年。诗题为“三妇艳”，这当然也是一位艳妇。
第四句则出于古乐府《黄竹子》：“江干黄竹子，堪作女儿箱。”所以，这两句是说，在南京，伴随着万千杨柳的，是可以使人想到年轻，漂亮的妇人所用镜子和少女箱子的青荷与黄竹。南京本是有许多美丽的女性的地方，她们也常见于诗人的歌咏；而今却只能由青荷而想象对镜的“中妇”，由黄竹而想象使用箱子的少女，却再也见不到那许多美艳的妇女了。
“隋堤”本指隋炀帝所开通的运河堤岸，在堤上筑有供其行幸所用的道路，路边植有很多柳树。这里借指南京杨柳众多的水边大道。第六句“不见琅琊大道王”下有王士禛自注：“借用乐府语。”“乐府”指古乐府《琅琊王歌》：“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裲裆。”此处以“琅琊大道王”借指穿着华美衣衫的贵家少年。总之，以前在南京经常看得到的艳丽妇女、贵游子弟，现在是再也看不到了；只有行将摇落的大片杨柳，伴随着青荷与黄竹，满目荒凉。
末两句则用唐代白居易《杨柳枝词》的典故。白居易的原诗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永丰坊为唐代东都洛阳的坊里名，白居易曾寓居洛阳。又据孟启《本事诗》：“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国为《杨柳》之词以托意。”孟启听说是否可靠姑且不论，它在古代文人中却广泛流行。因此这两句是说：像过去那样的生长着娇嫩的杨柳——丰艳的青年女性——却令人深感青春的浪费、夭瘀的悲惨场所，现在也已成了值得羡慕的“风景地”，倘若有幸经过，就应“含情重问”。因为那里还有青春，虽然是悲凉的青春；而今却已压根儿没有青春了。——此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洛阳”实暗寓南京。洛阳为唐代的第二个首都，南京则为明代的第二个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