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诗是一首比较单纯的写景纪游诗。全诗共二十四句，可分为三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写昔日的耳闻。首句是总评价，点出黄华胜景在瀑布一水。水帘是诗人初游黄华的重点，也是该诗描绘的中心。“天下绝”三字一锤定音，给瀑布以极高的赞誉，颇有与“桂林山水甲天下”争雄之概。次句点出上句的由来。“天下绝”的评赞出自王庭药这位熟谙黄华为当代名人之口，更增强了其权威性和说服力，引人必欲一睹黄华丰彩而后快。诗人下文并未马上去写瀑布，却又盘马弯弓，借雪溪翁的话回溯到古代：“丹霞翠壁高欢宫”，此句以这件史事来说明，云霞流丹、峰峦耸翠的黄华风光为世人瞩目钟爱，是由来已久了，而人工的楼台宫殿画栋珠帘又为山川增色添辉，使之愈益引人。“银河下灌青芙蓉”，使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李白的写景名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山削出金芙蓉”（《望庐山五老峰》）。元好问诗则将山水合在一句，不仅言简意赅，而且使瀑布之壮观、山川之秀美交相辉映，札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水光山色令人陶醉神往。第一部分写出昔日耳闻的黄华水帘之美，表现出内心向往之情，为下文的游山描写做了铺垫。
第五句至第二十句是第二部分。这部分正面描写初游黄华观赏水帘的情景。这是全诗的中心和最精采部分。“昨朝一游亦偶尔，更觉摹写难为功。”二句承上而来，如果说，第一分的四句表述了“久闻大名，倾慕已久”之意，那么，这两句则是抒写“今日一见，名不虚传”之慨。上句流露出终偿夙愿、喜出望外之感，下句进一步赞叹黄华水帘实景胜似耳闻，其美难以言传，更加引起读者的兴趣和注意。这两句先以虚笔总述初游的观感，从当初、他人和传闻转到昨朝、自己和目睹。尽管诗人慨叹摹写之难，但他在下文却是很成功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黄帘水帘图”。“是时气节已三月，山木赤立无春容。”这两句勾勒出大的背景环境，突出了中州地区春色姗姗来迟的特征，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景象迥异。诗人歌咏黄华水帘的美景之前，却突出黄华三月份尚无春容的特征，写出这似乎缺乏诗意的句子，其用意有深一层理解和体会：首先，就写景而言，是“喧主夺宾”之法，诗人是有意摈弃山青木秀、燕舞莺歌的繁华热闹背景，以便更加突出所要描绘的水帘。前人诗中用类似手法者不乏其例，如李白《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又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元诗中这种手法的运用与李、柳之作可谓异曲同卫，而且又自然而然，不露痕迹。共次，就抒情而言，是“欲扬先抑”之笔：正当山无春色，环境萧条，心情难免寂寞无聊之时，忽然发现了那充满勃勃生机和盎然春意的瀑布，才更加令人欣岑和振奋，产生一种久渴逢甘、雪中送炭之感。总之，在大笔勾勒黄华水帘的背景环境时，这种“喧主夺宾”和“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运用得颇具匠心，值得仔细体会玩味。第九句至第十二句进行直接描写，分别从听觉、触觉、视觉和内心感受不同角度刻画瀑布。“湍声隆氨转绝壑，雪气察凛随阴风”。写黄华瀑布，真是未见其形，先闻其声，先感其寒，颇有“先声夺人”的气势。这隆隆巨响，这凛凛寒威，恰似戏剧演出中，威风凛凛的大将出场之前，舞台上的紧锣密鼓，扣人心弦，引人去注目那即将亮相的主角。“悬流千丈忽当眼”写突见壮观的瀑布，给人巨大的精神震撼，诗人愕然而视的神态，如在目前；“芥蒂一洗平生胸”写大自然景色给人以积极的思想陶冶，自己不禁心旷神怡，胸怀开阔。这两句把写景与抒悄融为一体，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结合紧密自然，通过人的主观感受，更深一层赞美了黄华山瀑布如友如师，催人振奋，给人启迪。第十三句至第十六句，以奇幻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进一步描绘瀑布：“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这两句真是绘声如闻，绘色如见。诗人笔下的黄华飞瀑，仿佛正在以峦壑为鼓，以湍流为号，演奏着高山流水交响乐，又仿佛正在以日脚为灯，以长空为幕，表演着精采的霓裳羽衣舞。如此描绘，可谓写照传神。“骊珠百解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两句形容水势之大，浪花之美，不但想象新奇、比喻巧妙，而且幽默诙谐，富于情趣。对黄华瀑布的直接满写，真是淋漓尽致了。于是，第十七句至第二十句，诗人又变换了表达方式和描写角度：“轻明圆转不相碍，变见融结谁为雄？”是疑问，又是感叹，更是颂赞。在雄奇的尤自然面前，深情的诗人不能无动于衷。但千言万语，仍说不尽黄华之美，真是“更觉攀写难勺功”，未尽之情，不由发为连者惊叹。对客观景物的生动描写，也就转为内心感受的直接抒发了。“归来心瑰为动荡，晓梦月落春山空。”两句以余兴不消和魂牵梦萦，表现黄华山水给人印象之深，真是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第二部分游山情景的描写就在这深情绵邀的日思夜梦中结束。
最后四句是第三部分，抒写对来日重游的渴望：“手中仙人九节杖，每恨胜景不得写。携壶重来岩下宿，道人已约山樱红。”句中用仙人九节杖的神话故事之典，固然是说自己穷尽胜景本有条件却未能充分利用，但同时也给黄华山蒙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仿佛这是一座仙人出没的仙山了。‘山樱红”点出重游之日的山景将比初游时“山木赤立无春容”更加迷人。“岩下宿”表穷尽美景的决心。“携壶”一则写重游兴致之高，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的用意。此景此情，足以引人遐思。全诗至此夏然而止，语尽而意未穷，给人留以回味和想象余地。
全诗层次清晰，结构谨严，描写角度多变，表达方式灵活。诗人按游前、游时、游后的时间顺序，从耳闻、目睹、内心感受，魂牵梦萦各个角度，运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各种方式，去表现黄华的自然风光及个人的初游观感，“构思窗渺，十步九拆，愈沂而意愈深，味愈隽”，写得既淋漓尽致，又余味无穷，给人以弧烈感染和深刻印象。诗人能如此成功地为黄华瀑布传神写照，除得力于他对祖国山河的深挚热爱和深厚的文学修养外，还受益于其广泛的阅历。“贱子贪名山，客刺已屡投。黄华挂灵台，天坛避清沟，太山神明观，二室汗漫游。胸中隐然复有此大物，便可挥斥八极隘九州。”名山大川，诗人不仅耳闻，而且目睹身诺，历览山川之美，并有所比较，故而善于抓住特征，写出个性。“眼处心生句自神”也正是诗人自己山水诗创作成功的经脸概括。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