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和唐太宗李世民《赐萧瑀》诗中有“幽厉昔崩乱,桓灵今板荡”、“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诸句,“板荡”连用。《板》、《荡》本是《诗经·大雅》中的诗篇,在后世被屡屡连在一起用以代指政局混乱或社会动荡,这原因当然与两诗的内容有关。
《板》诗是刺周厉王无道之作,赏析另见他文,而《荡》诗也是刺厉王之作。《毛诗序》云:“《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然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三家诗无异义。朱熹《诗序辨说》云:“苏氏(苏辙)曰,《荡》之名篇以首句有‘荡荡上帝’耳。《序》说云云,非本义也。”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此“宋儒异说不可从”,极是。也有人怀疑此诗为武王载文王木主伐殷纣,借遵文王声讨纣罪的檄文,与《尚书》的《泰誓》、《牧誓》诸篇类似,只是有韵罢了。这也如陈子展所说“此想当然耳,实未有据”。兹从《毛诗序》之说。
诗共八章,每章八句。第一章开篇即揭出“荡”字,作为全篇的纲领。“荡荡上帝”,用的是呼告语气:败坏法度的周厉王啊!下面第三句“疾威上帝”也是呼告体,而“疾威”二字则是“荡”的具体表现,是全诗纲领的实化,以下各章就围绕着“疾威”做文章。应当注意的是,全篇八章中,惟这一章起头不用“文王曰咨”。对此,孔颖达疏解释说:“上帝者,天之别名,天无所坏,不得与‘荡荡’共文,故知上帝以托君王,言其不敢斥王,故托之于上帝也。其实称帝亦斥王。此下诸章皆言‘文王曰咨’,此独不然者,欲以‘荡荡’之言为下章总目,且见实非殷商之事,故于章首不言文王,以起发其意也。”他的意见诚然是很有说服力的。
第一章以后各章,都是假托周文王慨叹殷纣王无道之词。第二章连用四个“曾是(怎么那样)”,极有气势,谴责的力度很大。姚际恒《诗经通论》评曰:“‘曾是’字,怪之之词,如见。”可谓一语破的。孙鑛则对这四句的体式特别有所会心,说:“明是‘彊御在位,掊克在服’,乃分作四句,各唤以‘曾是’字,以肆其态。然四句两意双叠,固是一种调法。”(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的细致分析,虽是评点八股文的手段,却也很有眼光。第三章在第二章明斥纣王暗责厉王重用贪暴之臣后,指出这样做的恶果必然是贤良遭摒,祸乱横生。第四章剌王刚愎自用,恣意妄为,内无美德,外无良臣,必将招致国之大难。“不明尔德”、“尔德不明”,颠倒其词反覆诉说,“无……无”句式的两次重叠,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使语势更为沉重,《大雅》语言的艺术性往往就在这样的体式中反映出来。第五章刺王纵酒败德。史载商纣王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周初鉴于商纣好酒淫乐造成的危害,曾下过禁酒令,这就是《尚书》中的《酒诰》。然而,前车之覆,后车不鉴,厉王根本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作者对此怎能不痛心疾首。“俾昼作夜”一句,慨乎言之,令人想起唐李白《乌栖曲》“东方渐高(皜)奈乐何”讽刺宫廷宴饮狂欢的名句。第六章痛陈前面所说纣王各种败德乱政的行为导致国内形势一片混乱,借古喻今,指出对厉王的怨怒已向外蔓延至荒远之国。从章法上说,它既上接第四、五章,又承应第三章,说明祸患由国内而及国外,局面已是十分危险紧急了。第七章作者对殷纣王的错误再从另一面申说,以作总结。前面借指斥殷纣王告诫厉王不该重用恶人、小人,这儿责备他不用“旧”,这个“旧”应该既指旧章程也指善于把握旧章程的老臣,所以“殷不用旧”与第四章的“无背无侧”、“无陪无卿”是一脉相承的。而“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型)”,是说王既不能重用熟悉旧章程的“老成人”,那就该自己好好掌握这行之有效的先王之道,但他自己的德行又不足以使他做到这一点,因此国家“大命以倾”的灾难必然降临,这也是与第四章“不明尔德”、“尔德不明”一脉相承的。作者这种借殷商之亡而发出的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没过多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厉王被赶出镐京,过了十三年,他在彘地凄凉死去。厉王在那时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最后一章,借谚语“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告戒历王应当亡羊补牢,不要大祸临头还瞢腾不觉。这在旁人看来自然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惜厉王却不会听取。诗的末两句“殷鉴不远,在夏后(王)之世”,出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实际上也就是:“周鉴不远,在殷后(王)之世。”国家覆亡的教训并不远,对于商来说,是夏桀,对于周来说,就是殷纣,两句语重心长寓意深刻,有如晨钟暮鼓,可以振聋发聩。只是厉王根本不把这当一回事。或许他也明白这道理,但却绝不会感觉到自己所作所为实与殷纣、夏桀无异。知行背离,这大约也是历史的悲剧不断重演的一个原因。
清钱澄之《田间诗学》云:“托为文王叹纣之词。言出于祖先,虽不肖子孙不敢以为非也;过指夫前代,虽至暴之主不得以为谤也。其斯为言之无罪,而听之足以戒乎?”陆奎勋《陆堂诗学》云:“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魏源《诗序集义》云:“幽(王)厉(王)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佞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彊御掊克,刚恶之人。四章‘炰烋”、‘敛怨’,刺荣公(厉王宠信的臣子)专利于内,‘掊克”之臣也;六章‘内奰外覃’,刺虢公长父(也是厉王宠信的臣子)主兵于外,‘彊御’之臣也。厉恶类纣,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诸人的分析当可以使读者对作者遭时之乱、处境之危、构思之巧、结撰之奇加深体会。
这组诗歌咏洞庭湖,写作者与友人在秋风落叶中怀古论今,寄托深而寓意长,俊逸清畅中又充满忧伤和苍凉。全诗托兴幽微,音律纯熟,语言清婉,声情并茂,充满俊逸之气和清畅之调。
本首诗开头“江上相逢皆旧游”,作者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久别重逢,喜悦之情不言而喻。次句“湘山永望不堪愁”,情感上来了个转折,这时望着湘山,却不堪诉说心中的忧愁,表明了贬谪生活的愁闷。
后两句“明月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运用“秋风”、“孤鸿”、“落叶”等一些萧瑟的意象,表现出孤寂落寞的心情,这正是作者远离朝廷产生的失落感的反映。
第一首诗,运用深婉含蓄的笔触,采取以景托情的手法,写一个被剥夺了青春、自由和幸福的少女,在凄凉寂寞的深宫中,形孤影单、卧听宫漏的情景。这是从这位少女的悲惨的一生中剪取下来的一个不眠之夜。
在这个不眠之夜里,诗中人忧思如潮,愁肠似结,她的满腔怨情该是倾吐不尽的。这首诗只有四句,总共二十八个字,照说,即令字字句句都写怨情,恐怕还不能写出她的怨情于万一。可是,作者竟然不惜把前三句都用在写景上,只留下最后一句写到人物,而且就在这最后一句中也没有明写怨情。这样写,乍看象是离开了这首诗所要表现的主题,其实却在艺术效果上更显得有力,更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这是因为:前三句虽是写景,却并非为写景而写景,它们是为最后人物的出场服务的。就通首诗而言,四句诗是融合为一的整体,不论写景与写人,都是为托出怨情服务的。
这首诗,题为“秋词”。它的首句就以井边梧桐、秋深叶黄点破题,同时起了渲染色彩、烘托气氛的作用。它一开头就把读者引入一个萧瑟冷寂的环境之中。次句更以珠帘不卷、夜寒霜重表明时间已是深夜,从而把这一环境描画得更为凄凉。接下来,诗笔转向室内。室内可写的景物应当很多,而作者只选中了两件用具。其写熏笼,是为了进一步烘染深宫寒夜的环境气氛;写玉枕,是使人联想到床上不眠之人的孤单。作者还用了“无颜色”三字来形容熏笼、玉枕。这既是实写,又是虚写。实写,一是说明这是一个冷宫,室内的用具都已年久陈旧,色彩黯淡;二是说明时间已到深夜,炉火、灯光都已微弱,周围物品也显得黯然失色。虚写,则不必是器物本身“无颜色”,而是伴对此器物之人的主观感觉,是她的黯淡心情的反映。写到这里,诗中之人已经呼之欲出了。
最后,读者终于在熏笼畔、玉枕上看到了一位孤眠不寐的少女。这时,回过头来看前三句诗,才知道作者是遥遥着笔、逐步收缩的。诗从户外井边,写到门户之间的珠帘,再写到室内的熏笼、床上的玉枕,从远到近,句句换景,句句腾挪,把读者的视线最后引向一点,集中到这位女主角身上。这样就使人物的出场,既有水到渠成之妙,又收引满而发之效。
在以浓墨重笔点染背景,描画环境,从而逼出人物后,作者在末句诗中,只以客观叙述的口气写这位女主角正在卧听宫漏。其表现手法是有案无断,含而不吐,不去道破怨情而怨情自见。这一句中的孤眠不寐之人的注意点是漏声,吸引诸者注意力的也是漏声,而作者正是在漏声上以暗笔来透露怨情、表现主题的。他在漏声前用了一个“清”字,在漏声后用了一个“长”字。这是暗示:由于诗中人心境凄清、愁恨难眠,才会感到漏声凄清,漏声漫长。同时,这句诗里还着意指出,所听到的漏声是从皇帝的居处——南宫传来的。这“南宫”两字在整首诗中是画龙点睛之笔,它点出了诗中人的怨情所注。这些暗笔的巧妙运用、这一把怨情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写法,就使诗句更有深度,在篇终处留下了不尽之意、弦外之音。
第二首诗描写在夜深霜重的凄凉环境中,宫中女子孤独寂寞的悲惨情景。她彻夜难眠,想起进宫以来的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她渴望得到君王的眷顾,在银灯下守到夜深,最后还是失望而终。这首诗情感抒发较为直接,心理刻画较为生动,充分地表现了宫中失宠女子的幽怨之情。
古乐府歌辞中有《怨歌行》一篇,其辞是:“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相传是班婕妤所作,以秋扇之见弃,比君恩之中断。王昌龄就《怨歌行》的寓意而加以渲染,借长信故事反映唐代宫廷妇女的生活。
第三首诗中前两句写天色方晓,金殿已开,就拿起扫帚,从事打扫,这是每天刻板的工作和生活;打扫之余,别无他事,就手执团扇,且共徘徊,这是一时的偷闲和沉思。徘徊,写心情之不定,团扇,喻失宠之可悲。说“且将”则更见出孤寂无聊,唯有袖中此扇,命运相同,可以徘徊与共而已。
后两句进一步用一个巧妙的比喻来发挥这位宫女的怨情,仍承用班婕妤故事。昭阳,汉殿,即赵飞燕姊妹所居。时当秋日,故鸦称寒鸦。古代以日喻帝王,故日影即指君恩。寒鸦能从昭阳殿上飞过,所以它们身上还带有昭阳日影,而自己深居长信,君王从不一顾,则虽有洁白如玉的容颜,倒反而不及浑身乌黑的老鸦了。她怨恨的是,自己不但不如同类的人,而且不如异类的物——小小的、丑陋的乌鸦。按照一般情况,“拟人必于其伦”,也就是以美的比美的,丑的比丑的,可是玉颜之白与鸦羽之黑,极不相类;不但不类,而且相反,拿来作比,就使读者增强了感受。因为如果都是玉颜,则虽略有高下,未必相差很远,那么,她的怨苦,她的不甘心,就不会如此深刻了,而上用“不及”,下用“犹带”,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其实是非常深沉的怨愤。凡此种种,都使得这首诗成为宫怨诗的佳作。
孟迟的《长信宫》和这首诗极其相似:“君恩已尽欲何归?犹有残香在舞衣。自恨身轻不如燕,春来还绕御帘飞。”首句是说由得宠而失宠。“欲何归”,点出前途茫茫之感。次句对物伤情,检点旧日舞衣,余香尚存,但已无缘再着,凭借它去取得君王的宠爱了。后两句以一个比喻说明,身在冷宫,不能再见君王之面,还不如轻盈的燕子,每到春来,总可以绕着御帘飞翔。不以得宠的宫嫔作比,而以无知的燕子对照,以显示怨情之深,构思也很巧,很切。
但若与王诗比较,就可以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差距来。两诗都用深入一层的写法,不说己不如人,而叹人不如物,这是相同的。但燕子轻盈美丽,与美人相近,而寒鸦则丑陋粗俗,与玉颜相反,因而王诗的比喻,显得更为深刻和富于创造性,这是一。其次,明说自恨不如燕子之能飞绕御帘,含意一览无余;而写寒鸦犹带日影,既是实写景色,又以日影暗喻君恩,多一层曲折,含意就更为丰富。前者是比喻本身的因袭和创造的问题,后者是比喻的含意深浅或厚薄的问题。所以孟迟这篇诗,虽也不失为佳作,但与王诗一比,就不免相形见绌了。
同样是抒写失宠宫嫔的幽怨,表现她们内心的深刻痛苦,在王昌龄笔下,却很少艺术上的雷同重复。第四首诗则带有更多的直接抒情和细致刻画心理的特点。
第一句就单刀直入,抒写失宠宫嫔的内心活动。“真成薄命”,是说想不到竟真是个命运不幸的失宠者。这个开头,显得有些突兀,让人感到其中有很多省略。看来她不久前还是得宠者。但宫嫔得宠与否,往往取决于君主一时好恶,或纯出偶然的机缘。因此这些完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宫嫔就特别相信命运。得宠,归之幸运;失宠,归之命薄。而且就在得宠之时,也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失宠的厄运会突然降临在自己头上。“真成薄命”这四个字,恰似这位失宠宫嫔内心深处一声沉重的叹息,把她那种时时担心厄运降临,而当厄运终于落到头上时既难以置信,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的复杂心理和盘托出了。这样的心理刻画,是很富包蕴的。
失宠的命运降临之后,她陷入久久的寻思。因“思”而入“梦”,梦中又在重温过去的欢乐,表现出对命运的希冀,对君主的幻想,而在自己心中重新编织得宠的幻影。但幻梦毕竟代替不了现实,一觉醒来,眼前面对的仍是寂寞的长信宫殿,梧桐秋叶,珠帘夜霜,听到的仍是悠长凄凉的铜壶清漏。于是又不得不怀疑自己这种侥幸的希望原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幻梦。以上两句,把女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而又层次分明。
就在这位失宠者由思而梦,由梦而疑,心灵上倍受痛苦煎熬的时刻,不远的西宫那边却向她展示了一幅灯火辉煌的图景。不用说,此刻西宫中又正在彻夜宴饮,重演“平阳歌舞新承宠”的场面了。这情景对她来说是那样的熟悉,使她一下子就唤起了对自己“新承宠”时的记忆,仿佛回到了当初在复道(宫中楼阁间架空的通道)承受君主恩宠的日子。可是这一切此刻又变得那样遥远,承宠的场面虽在重演,但华美的西宫已经换了新主。“分明”二字,意余言外,耐人咀嚼。它包含了失宠者在寂寞凄凉中对往事历历分明的记忆和无限的追恋,也蕴含着往事不可回复的深沉感慨和无限怅惘,更透露出不堪回首往事的深刻哀伤。
这里隐含着好几重对比。一重是失宠者与新承宠者的对比。一重是失宠者过去“复道奉恩”的欢乐和寂处冷宫的凄凉的对比。还有一重,则是新承宠者和她将来可能遇到的厄运之间的对比。新承宠者今天正在重演自己的过去,焉知将来又不重演自己的今天呢?这一层意思,隐藏得比较深,但却可以意会。
这重重对比映衬,把失宠宫嫔在目睹西宫夜饮的灯光火影时内心的复杂感情表现得极为细腻深刻,确实称得上是“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但却不让人感到刻意雕琢,用力刻画。诗人似乎只是把女主人公此刻所看到、所自然联想到的情景轻轻和盘托出,只用“知”和“分明”这两个词语略略透露一点内心活动的消息,其余的一切全部蕴含在浑融的诗歌意境中让读者自己去玩索、体味。正因为这样,这首带有直接抒情和细致刻画心理特点的诗才能做到刻而不露,保持王昌龄七绝含蓄蕴藉的一贯风格。
组诗的最后一首是一首抒发宫怨的诗歌。昭阳殿是西汉赵飞燕得宠时住的寝宫,后来以昭阳殿泛指得宠嫔妃。长信宫是在赵飞燕得宠时失宠嫔妃班婕妤住的寝宫,后来泛指失宠嫔妃。
后两句运用对比描写出失宠于得宠截然不同的差距,白露堂中细草迹是指失宠嫔妃的宫闱清冷,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凄清,使得人物也显得十分幽怨。
红罗帐里不胜情,是指得宠的嫔妃寝宫里红帐高挂,与君王软语温存,不胜惬意,说不完的情意绵绵话。
王昌龄从女性角度出发,运用对比,生动形象刻画了失宠嫔妃与得宠嫔妃的天壤之别,是宫怨诗中难得的题材。对那些嫔妃寄予深深的同情。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