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的“万艘龙舸”代指隋炀帝的船队。全诗描述了隋炀帝游览扬州的豪华船队以及大运河的地理环境，诗中隐含了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的历史事实。诗说当年的浩然盛大的场面如今已经不复存在，实质是说当时的唐帝国早已是连隋炀帝时也比不得了。这是对当政者的警训，意味深长。
第二首诗第一句从隋亡于大运河这种论调说起，而以第二句反面设难，予以批驳。诗中说：很多研究隋朝灭亡原因的人都归咎于运河，视为一大祸根，然而大运河的开凿使南北交通显著改善，对经济联系与政治统一有莫大好处，历史作用深远。用“至今”二字，以表其造福后世时间之长；说“千里”，以见因之得益的地域之辽阔；“赖”字则表明其为国计民生之不可缺少，更带赞许的意味。此句强调大运河的百年大利，一反众口一辞的论调，使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唐人咏史怀古诗常用的“翻案法”。翻案法可以使议论新颖，发人所未发，但要做到不悖情理，却是不易的。大运河固然有利于后世，但隋炀帝的暴行还是暴行，皮日休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来看开河这件事的。当年运河竣工后，隋炀帝率众二十万出游，自己乘坐高达四层的“龙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杂船无数。船只相衔长达三百余里，仅挽大船的人几近万数，均著彩服，水陆照亮，所谓“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李商隐《隋宫》，其奢侈糜费实为史所罕闻。第三句“水殿龙舟事”即指此而言。
作者对隋炀帝的批斥是十分明显的。然而他并不直说。第四句忽然举出大禹治水的业绩来相比，甚至用反诘句式来强调：“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就是：论起功绩来，炀帝开河不比大禹治水更多些吗？这简直荒谬离奇，但由于诗人的评论，是以“若无水殿龙舟事”为前提的。仅就水利工程造福后世而言，两者确有可比之处。然而“若无”云云这个假设条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极尽“水殿龙舟”之侈的炀帝终究不能同躬身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相与论功，流芳千古。故作者虽用了翻案法，实际上为大运河洗刷不实的“罪名”，而炀帝的罪反倒更加实际了。这种把历史上暴虐无道的昏君与传说中受人景仰的圣人并提，是欲夺故予之法。说炀帝“共禹论功不较多”，似乎是最大恭维奖许，但有“若无水殿龙舟事”一句的限制，又是彻底的剥夺。“共禹论功”一抬，“不较多”再抬，高高抬起，把分量重重地反压在“水殿龙舟事”上面，对炀帝的批判就更为严厉，谴责更为强烈。这种手法的使用，比一般正面抒发效果更好。
此诗以议论为主，在形象思维、情韵等方面较李商隐《隋宫》一类作品不免略逊一筹；但在立意的新奇、议论的精辟和“翻案法”的妙用方面，自有其独到处，仍不失为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佳品。
这首诗是诗人南奔途中创作的一首感时感事的诗，首联描写出发时的场景，中间两联叹家身兼伤国事，尾联收束到离别之上，又与时事密切相关。此诗精巧用典，含蓄吞吐，气脉连贯，沉郁浑厚，叙述伤时感事有杜甫沉郁苍茫的气韵，堪为佳作。
“商水西门语，东风动柳枝。”地、时、事兼叙，于地，则商水西门；于时，则东风动柳，是早春时季；于事，则临别告语。“语”字大约从杜诗学来。杜甫《哀王孙》：“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所与“语”者，当是前来送别的人；当然也似可兼指附近的商水河，言河水潺援之声，也如珍重话别。“东风动柳枝”，其时正是春季。既是眼前之景，又于景中含不尽之情。那柔弱的柳枝，给人一种缠绵的感觉，正是离情别绪的写照。吴文英说得好：“一丝柳、一寸柔情。”（《风入松》）。伤春又伤别，倍感无奈。这与《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名句殊为相近。这两句，又大有杜甫《发同谷县》“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之意。诗人此次南行，是迫于兵灾，更有许多不得已。此意含而不露，却待其后申叙。
“年华入危涕，世事本前期。”句叙而兼议，将首联暗蓄之意进一步发明。“年华”承“东风”，“危涕”接别语，虽重在个人感受，而实有伤时之感寓于其中。孟子有“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之语，江淹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恨赋》）之句，故简斋之危涕，实有孤臣之悲。“入”字提炼得新鲜有力，自是江西诗派之家法。“世事”主要特指眼下国有累卵之危，民有倒悬之急。如此窘境，绝非偶然，而是事出有因，执政者失策之种种，只要联系当时历史状况，自然不难明白。
“草草华公策”，紧承“世事”句，追究前事之因。“华公策”，用刘宋时征北将军华道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事，讥刺北宋朝廷避金人、求苟安的失计。诗人用华道济典故，追咎宣和七年（1125）北宋朝廷退避金兵，以致军机贻误、汁京被占的罪过。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原本相连，诗人不得不在颠沛流离中度日了。
“茫茫杜老诗”，杜甫在入蜀以后以及在湖湘时期，写到安史之乱或各地军阀的战争时，多用“干戈茫茫”字眼。如《南池》诗：“干戈浩莽莽。”又如《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诗：“九州兵革浩茫茫。”诗人平生极为推崇杜诗，在创作上经常模仿；更重要的是老杜后半生多在战火中度过，而其伤时忧乱之作特多。时异事同，而孤臣之心难诉，他只好在吟诵杜诗之求得安慰了。
尾联所云，尽管仍然与时事密切相关，但在诗意上则收束到离别之上。“山川马前阔”，则前路漫漫，不见尽头；“不敢计归时”，则归期杳杳，未有已时。身世之感，黍离之悲，充盈弥漫。
这首诗用简短朴实的四句话，展现了虽为一父之子，但哥哥却不肯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样有违情理的生活片断，反映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全诗语言明白如话，情节跳跃，给人留下了颇多的想象余地。
此诗写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镜头：有人坐车从里中经过，看见有两个或数个小儿在啼哭，看长相像是同父亲兄弟，因为小儿哭得太悲伤了，所以乘车的人走了过去又不能不回过车来，询问小儿哭的原因。听了小儿悲惨遭遇的诉说，他悲叹不止。
孤儿的悲啼，是汉乐府民歌反映人民生活的一个方面，这首诗和《孤儿行》等篇一样，表现了对被抛弃蹂躏的孤儿的深切同情，有助于人们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上留田行》没有《孤儿行》那么多的细节描写，诗人只用简短朴实的四句话，展现了虽为一父之子，但作为兄长的哥哥却不肯照顾年幼的弟弟这样一个有违情理的生活片断。从幼弟的哭泣和路人的感叹中，兄虐其弟的情境，使人自然领悟。
这首诗歌构思颇为新颖，开头两句从乘者眼中写啼儿，不蔓不枝又似在目前。后两句一问一悲，含无限情节于言语文字之外。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指出：“啼儿答语，更不揭出，语极含蓄。”不仅啼儿答语未揭出，作者已完全将啼儿抛置一边，只写问者之悲，他给读者留下的想象天地是无限的。王粲《七哀诗》云：“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在写法上，显然受《上留田行》的影响又有发展。两诗相比，王粲诗激情有余而含蓄不足。
余冠英《乐府诗选》认为此诗“不是全章”。按照叙事诗的要求，它确实需要补出许多内容。但汉乐府的叙事，常常不拘于事件首尾的叙述，而挑选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点去集中描绘，这是一种成功的笔法，也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再加上任何内容，都会成为画蛇添足，破坏这首诗的简洁和含蓄美。全诗语言明白如话，情节跳跃，给人留下了颇多的想象余地，当与《孤儿行》比照阅读。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将怀古咏史紧密结合时事与胸中报国热忱，是此诗最大的特色。诗人由易水想到古代的英雄荆轲，想到他慷慨赴死的壮举，油然激起自己奋发向上的豪情斗志。
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由易水故事，想到目前女真入侵，国家危机四伏，却无英雄挺身救国，触动胸中浓郁的懊丧与失望，从而产生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
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首诗怀古感今，明朗显豁，语言流畅，把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抒情融于深沉的咏史之中，洋溢着磊落不平之气。这种忧国忧民、悲壮忧郁的诗格，正是晚明爱国诗作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