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爱用“多义性”来解说诗意,这其实并不准确。“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当诗人作诗以抒写情志之时,其表达意向应该是明确的,不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多种含义。但是,诗人用以表达情志的词语,却往往是多义的。倘若在诗之上下文中,那多种含义均可贯通,说诗者就很难判断,究竟何义为作者所欲表达的“原意”了。为了不至过于武断,人们只好承认:那首诗本有着“多种含义”。对于《葛覃》,遇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难题。这首诗的主旨,全在末章点示的“归宁父母”一句。然而“归”在古代,既可指称女子之出嫁,如《桃夭》的“之子于归”;又可指称出嫁女子的回返娘家,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冬,杞伯姬来,归宁也”。所以,《毛诗序》定此诗为赞美“后妃”出嫁前“志在女工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的美德,其出嫁可以“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而今人余冠英等则以为,这是抒写一贵族女子准备归宁(回娘家)之情的诗。二者对主旨的判断相去甚远,但在诗意上又均可圆通。究竟取“出嫁”说好呢,还是“回娘家”说好,也实在无法与诗人对证,只能留下一个悬案。
不管抒情主人公是待嫁女还是新嫁娘,她此刻正处在喜悦而急切的企盼之中却毫无疑问。诗分三章,展出的是跳跃相接的三幅画境。首章似乎无人,眼间只见一派清碧如染的葛藤,蔓延在幽静的山沟;然而这幽静的清碧,又立即为一阵“喈喈”的鸣啭打破,抬眼一看,原来是美丽的黄雀,在灌木丛上啁哳。这“无人”的境界只是作者营造的一种画境,在那绿葛、黄雀背后,还有一位喜悦的女主人公,在那里顾盼、聆听。次章终于让女主人公走进了诗中,但那身影却是飘忽的:刚看到她弯腰“刈”藤的情景,转眼间又见她在家中“濩”葛、织作了。于是那萋萋满谷的葛藤,又幻化成一匹匹飘拂的葛布;而女主人公,则已在铜镜前披着这“絺綌”,正喜孜孜试身。那一句“服之无斁”,透露着辛勤劳作后无限的快慰和自豪。三章的境界却又一变,诗行中多了位慈祥的“师氏”。她似乎在倾听,又似乎在指点,因为她的女主人,此刻正央求她告知急需澣洗的衣物。“害澣?害否?归宁父母”——那便是情急的女主人公,带着羞涩和抑制不住的喜悦,终于向师氏透露的内心的秘密。这里终于透露出,这位女主人公,原来是一位急切待“归”(出嫁或者回娘家)的新人。这样,前两章的似断似续,山谷中葛藤、黄雀的美好春景,和“刈濩”、织作的繁忙劳动,就不仅传达着女主人公期盼中的喜悦,而且表现着一种熟习女工、勤劳能干的自夸自赞了。这样的女子,无论是嫁到夫家还是回返娘家,都是足以令夫家爱怜并带给父母莫大安慰的。
全诗四章,分为两个层次。前三章为第一层,写客人未去主人挽留。古代留客的方式多种多样。《汉书·陈遵传》载有“投辖于井”的方式,当客人要走的时候,主人将客人车上的辖投于井中,使车不能行走,借此把客人留住。此诗描写的主人则是想方设法地把客人骑的马拴住,留马是为了留人,希望客人能在他家多逍遥一段时间,以延长欢乐时光,字里行间流露了主人殷勤好客的热情和真诚。主人不仅苦心挽留客人,而且还劝他谨慎考虑出游,放弃隐遁山林、独善其身、享乐避世的念头。在第三章里诗人采用间接描写的方法,对客人的形象作了刻画。客人的才能可以为公为侯,但生逢乱世,既不能匡辅朝廷又不肯依违,只好隐居山林。末章为第二层,写客人已去而相忆。主人再三挽留客人,得不到允诺,给主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于是就希望客人能再回来,并和他保持音讯联系,不可因隐居就疏远了朋友。惜别和眷眷思念都溢于言表。
由上文所述可知,此诗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刻画人物手法灵活多变,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交相使用,值得玩味。
“幸与松筠相近栽,不随桃李一时开。”欲写迎春,却落墨于松竹、桃李,曲笔有致。松竹皆岁寒不凋、翠叶常青。迎春则能“带雪冲寒折嫩黄”(韩琦语),最先点缀春色。因而它友于松竹,与纷艳一时的桃李不能同日而语。自古来文士都视松竹为坚贞高洁的象征。陶潜谓:“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白居易则“植竹窗前,日日观照。”(《竹窗》)说迎春欣喜自得为松竹近邻,实是赞人的高风亮节、卓然独立。唐人爱牡丹,最不喜桃李。刘禹锡《杨柳枝词》道:“城东挑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限时。”《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更以桃花讽刺显赫一时的满朝新贵。白居易曰迎春花“不随桃李一时开”,是麻姑手搔到了刘禹锡心头的痒处。语似平易,实则痛快淋漓。
“杏园岂敢妨君去,未有花时且看来。”杏园,据说那里是“花卉环周,烟水明媚”。唐代每年科举放榜后,新登进士多游宴于此(见《松窗杂录》)。这是个众芳斗撼 热闹非凡之处。然而迎春花却自有佳处,它先于群芳,应春傲然怒放。迎春花热情地邀请刘禹锡在桃、李、杏等花未开时,不妨来看一看。其超群拔俗的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两句紧扣诗题“招”,极为贴切。“岂敢”二字下得遒劲、有力,“且”字用得玩皮、冷峻。联系刘禹锡的生平事迹看,这两句显然是借花喻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政治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派人物一一遭贬。十年后,刘、柳等应召人京,待起用。谁知刘禹锡不肯改悔,游玄都观时作《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讥刺权贵,因之刘、柳等又再度被谗毁、出贬。十四年后,刘禹锡仍然不易初衷,从洛阳一回到长安就旧地重游,并以诙谐、嘲笑的笔调作了《再游玄都观》。诗云:“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不像是渡尽劫波人的口气,倒是有一种坚持立场、九死不悔的战斗精神和胜利后的豪放风度。这正是诗人笔下迎春花的气派。
刘、白交往数十年,相知甚深。故此诗虽然只就普通的迎春花着笔,却点活了人物的神采,含蓄地写出了刘禹锡的政治倾向、铮铮铁骨和倜傥风流。此可谓是善于小中见大,超然物外。作为一首咏物赠人小诗,非莫逆至交者,写不得这么深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