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写山雨的诗很多。大多数诗人都是从视觉入手并加以形容或描绘，本诗则是从感觉出发，自然流出，因此被论者称为“纯乎天籁”。
诗的前两句全由听觉落笔，传人诗人耳中的都是飘洒在山间的雨声和呼啸于林际的风声。“一夜”写其持续时间之久，“怒号”言其发出响声之大，让人于冥冥之中去想像山中夜雨的情状。
后两句脉断意连，巧妙地运用“水涨船高”的生活体验，以只觉船高的亲身感受，来反跌出不知溪涨的视觉不足。究其本意，原不是不知“溪水长”，只是为了要强调“钓船高”的特殊感觉，才故意先说不知，然后才让“只觉”来表达不知之知。这样就在有意无意之间，传递出一种夜泊山溪的疏旷情怀，使人犹如身临其境一般。
此外，小诗颇可玩味的还有“钓船”两字。中国古代文人厌倦了尔虞我诈的官场、车马喧闹的世俗，常浪迹江湖，隐居山林，寻找一种樵唱渔歌式的生活情趣。诗的作者也不例外。从表面看，他只是在描写一场山雨，时间在夜晚，但“钓船”两字，非常含蓄地透露出他所追求和得到的那种闲适和悠然。由此二字，人们可以想见他白天垂钓于山溪、夜间泊眠于钓船的旷放。如果将此二字换作“小舟”，则意境和内涵都将大受影响。
由此可知，此诗的好处除了它不加雕饰的“纯乎天籁”之外，还在于意境超然、韵味悠长，表现出明人追慕唐诗的一种明显意向。
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的《诗经》，其地位不仅仅在于它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在于它的题材广泛，真切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间的历史、经济、文化、爱情、战争等内容；而且艺术手法高超，写景、叙事、抒情都相当形象细腻，耐人寻味。且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豳风》中的《东山》，就是一篇表现战争题材的，抒情真致细腻的作品。
《东山》以周公东征为历史背景，以一位普通战士的视角，叙述东征后归家前的复杂真致的内心感受，来发出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民的同情。
诗的开篇，以开门见山，直赋其事的手法，简明直接地表明故事的背景和缘由。“慆慆不归”，既是对离家久战的直接表述，也是离人思乡的间接流露。“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在敍事之中，插入景物描写，这是这首诗的一个创举。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为后世文人所祖并发扬光大。“零雨其蒙”，既点出了当时的天气，属细节描写。使人更能如临其境，感受故事，又为全诗定下一个凄美感人的基调。更能够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接著直抒胸臆“我心西悲”。为什麼思乡的愁絮会在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因为作为一名拼杀疆场的军人，每天是过著“晓战随金鼓，霄眠抱玉鞍”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为性命担忧时，思乡情绪会被时刻绷紧的神经暂时压制。但到了战争结束，归家指日可待时，思乡之情就会一涌而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制彼衣裳，勿士行枚”，战士能够结束战争生活，都赶紧解开军装，匆匆穿上平时的衣裳。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战士喜形於色、昐望早日和平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以“行枚”这样典型的行为，代指军旅生活，是用了一种借代的写作手法。《诗经》的艺术手法之成就可见一斑。
下面就是主人公对三年军旅生活的回忆。首先用“比、兴”的手法，“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通过桑虫的生活不堪，来比喻军旅生活的艰辛。使人对战士产生同情。“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就是军人风餐露宿，枕戈待旦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独”字又是主人公内心孤独的体现，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天衣无缝。
《东山》的每段回环往复地吟诵，不仅仅是音节的简单重复，而是情节与情感的推进。
第一节是对过往艰辛危险生活的回忆，第二节就是对家乡的变化与前途的猜测。“果蠃之实……燿燿霄行”，这一小节说到，家破屋残，果虫相生，田园荒芜，鬼火燿燿……这是主人公内心挥之不去的担忧，也是战争破坏生产，使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的现实的反映与对战争的无情控诉。这种写法，使我们想起汉乐府的民歌《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裏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其写作方法可谓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可以注意到，《东山》的控诉战争的视角上，是与后代相同题材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它作品主角通常是平民，受战争之苦面流离失所，例如《石壕吏》《新婚别》；或者是从征兵的角度，控诉统治者穷兵黩武，如《木兰诗》《兵车行》。而《东山》的主人公是一位参战的士兵。参加的是被人认为是正义的战争的周公东征，并且以胜利一方的身份凯旋。这裏没有雄赳赳的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同样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胜利没能使他逃脱战争的厄运，更说明了战争对於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从而给我们一个思考战争的新角度。
第三段是主人公遥想家中的妻子。通过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更加突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怀念。两者感情交相辉映，从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弦。这裏的写作手法，在后代诗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愰，双照泪痕干。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女主人公看到当时结婚时的器物，不禁勾起对丈夫的深深的思念。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是新婚不久就被迫分开的。更加突现诗的悲剧色彩。由此我们不禁想起题材相似的杜甫的《新婚别》。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源自《诗经》不无道理。
第四段是男主人公继续沉湎於对往事的甜蜜回忆当中。想到当年新婚时，那打扮夺目的皇驳马，那派头十足的接亲队伍，那光彩照人的衣饰……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的甜美幸福！主人公又仿佛一下子从美好的回忆掉回现实当中，“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新婚不久便分离，这三年来，家中变成怎样，她这三年的孤独如何难当，他三年的苦水又从何说起……想到见面，只怕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大家可以想象，男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如何复杂，如何澎湃难平！但诗中没有太多的叙说，只用了“其旧如之何？”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也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审美空间，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思……
《诗经》的艺术美也一样，永远品味不尽，探究不完。因此，我们要继承好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