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香菱写的第二首咏月诗。
在这首诗的创作中，香菱菱牢牢记住黛玉的话：“只管放开胆子去作”。结果，“放开”倒是做到了，却又偏偏走向另一个极端——“过于穿凿”。诚如宝钗所评论的。“不像吟月诗了，月字底下添一‘色’字倒还使得，你看句句倒是月色。”
诗的首联首句：“非银非水映窗寒”，写的便是月色，并未真正切题。只有到了次句：“试看晴空护玉盘”才正式进入咏月本意。这一句的“护玉盘”之喻，是较为形象生动的。然而这种比况并非始于香菱，在李白《古朗月行》一诗中，就已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之句，只不过香菱在这里把它借用过来罢了。较之前诗“玉镜”、“冰盘”等词，这一借用显然要高明一些，表达的意思也就雅致一些。
诗的颌联以烘染的手法，用“淡淡花香欲染，丝丝柳带露初干”这一清新素雅的语言，来状写柔和而湿润的月色，的确是颇具情韵的。但是由于写的是月色而非月轮，故仍不免又离开本题。诗的颈联同样有这种毛病，特别是这两句本应在意思上作一转折，才算符合律诗章法上的特点，但这一问题并未很好解决。“只疑残粉涂金砌，恍若轻霜抹玉栏”，仍紧紧沾滞于月色不放。这样，白粉之涂上台阶，轻霜之飘洒玉栏，虽然在形象上较为清晰，在诗境上也显得空灵而凄迷，但由于作者仍未能在寄情寓兴方面作深一层的拓展，因而诗的内容还不够深沉，意蕴还是不够醇厚。
诗的结联两句，是全诗的意思的总括，可这里只说得个西楼人物、夜色深沉、月轮高挂。显然，由于前面内容不够充实，故诗的结穴仍不免分乏无力。但因作者注意绾合开头所咏之月轮，因而从结构上看，全诗还算是首尾圆整的。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全文主旨在于赞美朝请大夫徐望“温良泛爱，行为刚正耿直。文章写了直节堂的外边的八杉，叙写了曹府的小吏不明白它的珍贵。杉树能够不扶自直，慢慢揭示文章的主旨。直到最后引用《诗经》中的一句话“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来点破。文章写物见人，藏锋沉馨，意在言外。
文章紧扣“直节”两字，将堂、树、人紧密结合起来叙写，赞美了堂前之杉，赞扬了建堂之人，并由此抒写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文章第一部分叙写直节堂之建与其命名。作者将堂、杉、人紧密结合起来叙写，用比喻手法赞美了杉树的高大挺直，用对比手法，赞扬了爱赏杉树的徐君。第二部分承接上段对杉树的描写，赞美杉树刚直不屈的性格。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杉树的美好品质。首先是将杉树与其他植物对比，指出物生而直，但在生长过程中，往往抵制不住外物的引诱与挤压，故“委曲随物”，虽竹箭松柏也不能免于此，只有杉树能保持它的挺直。然后是将杉树与竹柏对比，指出它们虽同能傲冰雪，同是死能利栋宇，但杉树在挺直方面要优过竹柏。虽写杉树，但最后还是归结到人。第三部分承接第一部分对徐君的叙写，赞扬徐君不为苛察之政，而“行不失于直”的品格。客人所唱之歌，既是对徐君处世态度的总结，也准确地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人生态度。不可为曲，不可太直，应通达灵活而不失正直。就像杉树，特立不倚，但它所以安而不危，剪伐不至，是因为得到徐君的爱赏呵护。正因如此，将来庐山之人升堂见杉，将长久地怀念像徐君这样的人。
文章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第一，构思精巧。文章紧扣“直节”二字展开，双线并行，既赞美了杉，又颂扬了人，以写杉为手段，以颂人为目的。第二，结构严密。文章第一部分写杉写人，还限于外部描写和间接描写，第二部分则写杉的品格，第三部分写人的品质，形成一个总叙分承的结构，表达十分严谨。第三，运用对比的表现手法。如将徐君与曹吏、府史对比，将杉树与竹柏对比，使人与物的优秀品质更加鲜明突出。
这首闺情词，以虚景与实景相融合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一个少妇思念远行夫婿的凄苦心境。
起句“天涯随梦草青青”，是对虚幻梦境的描写，言自己的梦魂随着青青芳草飞到远方，欲与亲人相见。《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从此，萋萋春草便与怀人念远之意结下了不解之缘。此词中繁茂的芳草，就既点明时令是春天，又隐藏着一缕怀人的愁绪。不言梦随芳草，偏说芳草随梦，强调了人的相思，词意也显得更曲折、委婉。次句“柳色遥遮长短亭”，写现实中的自己愁肠百结，望眼欲穿，希冀见到归人。然而，远方长短亭边，一片柳浪随风摇曳，阻挡了她的视线。怀人、望远而终不见人归，心中凄苦，所见所闻遂无不蒙上了词人的主观感情色彩：“枝上黄鹂怨落英。”黄鹂鸣声本自婉转动听，然而在词人听来，却声声哀怨，似乎在叹惜花儿凋谢得太早了。唐人李商隐《春日寄怀》诗曰：“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有花有月为伴尚且不堪寂寞，更何况春去花落?词人的孤独苦闷之感自不待言了。结尾“远山横，不尽飞云自在行”二句，作者没有直言与爱人相见之难，而是用生花之笔点明远山峻岭连绵不断地横亘在那里，又自怨不及天上的白云，能自由自在地飘向远方。全词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了无穷凄凉抑郁的韵味。
在这一首小词中，词人别具匠心地捕捉了芳草、柳色、黄莺、落英、远山、白云等一系列视觉意象和听觉意象，静动结合，组成了一幅亦幻亦真的图景，传神地写出了自己孤寂伤春伤别的情思，蕴藉委婉，令人含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