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州，州治在今浙江绍兴县。赵公即赵抃。赵抃居官正直无私，弹劾不避权贵。由于他曾任殿中侍御史，所以京师中对他有“铁面御史”之誉。后任右谏议大夫、资政殿大学士，晚年执越州政务，在越州治绩卓著。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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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八年夏天，吴越一带遭遇严重旱灾。这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公出任为越州长官。在百姓未被饥荒所苦之前，就下文书询问所属各县遭受了灾害的有多少乡，百姓能够养活自己的有多少户，应当由官府供给救济粮的有多少人，可以雇用民工修筑沟渠堤防的有多少处，仓库里的钱粮可供发放的有多少，可以征募出粮的富户有多少，僧人道士以及读书人吃剩的余粮记录于簿籍的有多少实存，让各县呈文上报知州，并且谨慎地作好准备。
州县官吏登记报告，全州孤儿、老人、疾病、体弱不能养活自己的共有二万一千九百多人。向来规矩，官府每年发给穷人救济，应当发到三千石粮米就停止。赵公征收富户人家上缴的，以及僧人道士吃余下的粮米，共得谷物四万八千多石，就用它来补助那救济的费用。让规定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领一升救济粮，孩童每天领半升。赵公担心领米的人太多会相互践踏，又让男人女人在不同的日子领米，并且每人一次领两天的口粮。他又担心乡民将流离失所，就在城镇郊外设置了发粮点共五十七处，让各人就便领粮，并通告大家，离开自家的不发给粮食。估计到办理发粮的官吏不够用，便选取没有任职并住在越州境内的官吏，供给他们粮食并把事情委任给他们。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有了这样的供应。能够买得起粮食的人，就替他们告诫富人不能囤积米粮不卖给他们。又替他们调出官粮，共五万二千余石，用低价卖给百姓。设置卖粮点共十八处，让买粮的人自行就便像领粮的一样。又雇用民工修补城墙四千一百丈，费工三万八千个，计算他们的佣工发给工钱。有愿意出利息借钱的老百姓，官府劝告富裕人家尽量借钱给他们，等田中谷熟，官府为债主出面责令他们偿还。被抛弃的男女孩童，都让人收养他们。
第二年春上，瘟疫很严重。官府设立病院，安置无家可归的病人。招募两位僧人，把照料病人的医药和饮食委托给他们，让那些病人不失去依靠。凡是死去的人，就地埋葬他们。
按规定，遇灾年给穷人发放救济满三个月就停止，这年发放到五月才停结束。有不便行公文处理的事情，赵公一概自己担当责任，不因此连累下属官员。有请示上级的事，有些对救灾有较多的好处，就立即施行。赵公在这段时间，早晚劳心力从未稍微懈怠，事无论巨细必定亲自处理。给病人吃药吃饭的开销花的多是自己的钱。百姓不幸遭遇旱灾瘟疫，能避免辗转死去；即使死了也不会无人收敛埋葬，都是靠赵公的力量。
这时旱灾瘟疫遍及吴越一带，百姓遭受饥荒瘟病，死去的将近一半，灾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皇上勤于政务，我们州县的官员更应该效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赵公抚慰百姓，百姓尤其认为有了依靠和归宿。用来筹划安顿民众的事，哪个先哪个后以及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在这方方面面之间，曲折周到细致详尽，没有不考虑到家的。他的施政虽然只在越州，他的仁爱却足够昭示天下；他的措施虽然只是在短时间内实行，他的方法却足够传给后人。大约灾害发生，太平时代也不能让它避免，却能够预先作防备。百姓遭受灾难后才去思考对策，与事先有所考虑相比，就有很大差距了；不熟习而还要去做，与那些平时就留心的人，两者也有很大差距。我特意到越地采访，收集到赵公推行的一套办法，很乐意把它详细地记载下来是，用来宽慰越州人对赵公的思念感激之情，将使后来有心为民做事的官吏在不幸遇到灾年的时候，能推行赵公已经试行过的办法，那救灾的章程条例可以不须顷刻就制定好，那么赵公的恩泽怎么能说是很小并且只影响眼前吗？
公元1079年，由大学士，加升，太子少保，致仕（年龄为七十岁或有重病），归家还乡在衢州。（他）直道而行的风气流行到（当时）朝延，和乐平易（厚道）实实在在的人，这里不详细介绍。写篇（饥荒）灾年治理办法可教育后人，命名为《越州赵公救灾记》。
越州，州治在今浙江绍兴县。赵公即赵抃。赵抃居官正直无私，弹劾不避权贵。由于他曾任殿中侍御史，所以京师中对他有“铁面御史”之誉。后任右谏议大夫、资政殿大学士，晚年执越州政务，在越州治绩卓著。
《满江红·点火樱桃》写作年代已无法考证，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供参阅，但从此词的意境推测，可能是辛弃疾中年政治失意后的思归之作。
此词描写词人因春归而想家的悲凉情绪，它以春景为媒介，充分体现了自家身世和国家命运都很悲惨的感叹，是一首饱含政治色彩的上乘之作。它之所以流传下来，为人所喜欢，不仅在于它饱含深情厚意，更在于作者在写词时不是枯燥地、直通通地诉说，而在生动鲜活的意境描写中创造了幽远深邃的抒情境界。
上片即景伤春。词人的艺术触觉是十分敏锐的：词人既欣赏江南之春的美好，又痛惜江南之春的不久长。在词人的笔下，暮春的景致使人眼花缭乱。“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二句，犹如彩色影片的特写镜头，园林之中灿烂的春色被推到读者的眼前。一株株樱桃，硕果累累，红得像着了火；一架荼正盛开着白雪般的花朵，与火焰般的樱桃交相辉映，整个园林红妆素裹，分外娇艳。“春正好”是一句简洁深情的赞语。春天好，好就好在生机勃勃。春笋穿破了长满青苔的土阶，蓬勃地向上生长；春燕牵引着初产的幼雏，在缓缓地飞翔；流莺呼朋引伴，娇音恰恰，就像奏响了一首首春之抒情曲。可是好景不长，恰如前人的名句“开到荼花事了”所标示的，高潮一过，春姑娘就要回去了，想挽留也挽留不住。也许正是因为预感到春之短暂，乳燕才飞得没有兴致，其翱翔之力“弱”了下来；那些自在的流莺，也因此而歌声不畅，它们的啼音竟然使人有“怯”的感觉。燕之“弱”，莺之“怯”，其实都是词人感伤春天心理的外化，辛弃疾这里则是满腹心事。对于一个政治理想落空、在现实生活中屡受挫折的人来说，春归是象征着希望破灭。自然景观的变化和季节的无情推移，牵动了词人满怀的愁恨，于是词人向春天发出了怨愤之语：“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这三句与词人的名篇《祝英台近·晚春》的结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用语和含义都很相似，只是这里语调更为急促，意思更为直截了当一些。词人似在对空呼喊道：千愁万恨，都是你春天给引出来的；如今你自个儿走得利索，却把愁留给人不管了，你可知我已经愁肠千结，无法解开。这一串怨春之语，无理之极，然而有情之极，“肠千结”三字，尤能夸张地表达出词人抑郁不堪的烦乱心绪。
词的下片，具体而细致地抒写这被春天触动的愁和恨。换头的四个三字句：“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承“肠千结”一句而来，点明词人内心所郁积的，并不是春花秋月的哀愁，而是怀念家山的深沉悲痛。词人登高楼而远望家乡，无奈千重万叠的春山遮断了双眼，茫茫无边的烟波阻隔了归路。这春山、这烟波，象征祖国的分裂，象征政局的险恶，象征词人执着追求的抗金恢复大业所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接下来“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二句，愁怀浩渺，语意悲怆，英雄的孤独感拂拂生于纸面。所谓“古今遗恨”，按字面之义自然是指从古至今的恨事，但怀古是为了伤今，因而这里的“古今”，偏重于指“今”。“今”之恨，莫过于中原沦陷、祖国分裂之恨。
由此可见，这两句是向人们说明：词人之“恨”的内容，决非一般文人士大夫风花雪月的小恨，而是深沉悲痛的家国大恨；而词人为雪此大恨而奋斗，响应都寥寥无几，此恨几乎无处可以倾诉，这又是自己满腔愁恨之更深一层。紧接“蝴蝶”二句，化用唐人崔涂的“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一联而变其意。《庄子》上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后来文人就将做梦称为“蝴蝶梦”。千里梦，指自己的想家梦。子规的叫声像是在说“不如归去”。这两句，是就情造境的哀婉之笔，以深夜不寐的痛苦情景，来将上文所抒写的内容进一步向广阔的时空延伸。一个“不传”，一个“叫断”，是点铁成金之语，使得这两句比崔涂原诗更为凄切地表达出思家念远之悲。还须指出的是，从词人的生平、思想及上文的“古今遗恨”等来综合判断，这里的所谓思家，不是思念其江南地区的寓所，而是思念远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的山东济南老家。全阕的结拍云：“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声声”，承“子规叫断”而来，可谓善于呼应，构锁严密。“劝人归，归难得”二语，修辞学上称为“顶真格”，其作用在于文气贯通地倾泻自己的苦痛之怀。这里以情语结束，但由于与前面的形象描写相联系，并且语意真挚感人，所以这个结尾仍然富有韵味，令人对这位爱国志士有家难归的痛楚油然而生共鸣之感。
辛弃疾的政治抒情词，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直抒与曲达两种。所谓直抒，是指张口畅谈，议论之声滔滔不绝，悲壮之情，慷慨豪迈之志，全盘托出，没有半点含蓄，从不凭借外物，不依靠比兴等手法。所谓曲达，是指心里有急切想说的话，但考虑到自己处境险恶，不敢将心中所想原原本本地畅快淋漓地说出来，而是凭借花鸟山水来抒发自己的忧愤。此词就是属于后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