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劝人摆脱机务、及时休闲寻欢的小词，感情基调哀而不伤，平静而明快。
上片先由“官身”难闲、“世事”无尽说起，通俗直叙的语言，从自身的经历说起表述了做官的事多不得自由，引发共鸣。接着以“君貌”、“我鬓”，从人最容易代表衰老的部分写起，紧扣前文，申明青春不驻，人生易老，两对句各从两面着墨，下字亦颇工稳，白描自然，感情真挚，上片通过自身所体会结合所看到的，使得对于青春的感慨更深、更细、更微妙。
下片则一洗上片的感叹，提出了解决方法，顿时使得词句基调变得轻快明亮，开始叙说解决上述烦恼的办法，便言“榴花酒”之清香四溢、“金缕曲”之多情动人，用眼前事物的美好彻底消除了官机务缠身的烦恼，也为下句的感叹做好了理论铺垫。赏心乐事难得，应当及时赏花听曲，开怀享受。简单的四句，却写出了作者对于生活的参悟以及对于繁忙生活的解忧和看法，末句以尽欢、莫叹相劝，希望对方放下负担、享受生活。
该词化用诗歌句法，构思新颖曲折，语言节奏明快，字词简单平稳，通俗自然，情致含蓄深婉。
这是一首宣泄厌弃官场、决意归隐的词章。按理说四十多岁正是人生建功立业之心最盛，最能奋发作为之时，然而词的开首两句却说：“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这两句应题，大意是说，他已经不再心向国都，不再在意天下国家之事了，只流连于博山寺和它周围的山水，使得它都厌于逢迎我了。辛弃疾显然不是果真作如此想的。他不会真的已经忘情于山水游乐，把北复中原的大志抛诸脑后。下边“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两句，典出《庄子》，貌似超脱，要安于归隐平淡的生活，自得其乐，做不材之材以终其年。事实上，上片四句是怨辞反说，辛弃疾并非真正能安于闲适平淡的生活，置国家天下于不顾，只是当权者对他始终若即若离，不能真正信任，而主和派又百般猜忌，以致他在几乎二十年的时间里被闲置不用，素志不展。“材不材”，强调的是才。词人文武全才，不论在抗金战场，还是在文苑词坛，都如虎挪狮拏，龙腾象踏，但这样一位高才，却长期被废置闲居，报国无门。在这首词中，他字面上超然闲逸之词，实则包含着对当权者的激愤与积怨，只是不易察觉罢了。
下片表明自己不会改变本性去迁就别人，表现宁学躬耕者不屈其志而得真名的精神。过片起句表明心志：保持完我，不屈附公卿而求取声名。下一句说人生历尽世事，到头来还是要归于田园，躬耕田亩。词人南归以来，一直在地方官的任上转徙不停，一个“却”字，实又流露出对当政者的不满。最后两句“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辛弃疾意托于松竹花鸟，守君子之志的意向自不待言，其中或许也包含着对仕途人情的戒畏。松竹真朋友，花鸟好弟兄，只有他们不会让辛弃疾伤心失望。篇末承转，说明人世无君子可处，只好与松竹花鸟为友，无奈兼以自我开脱。
这首《菩萨蛮》，生动地描绘了折花美女天真娇痴的神态，讴歌男女间的爱情。写得流丽自然，而又细腻入微。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
杨升庵曰：此词无名氏，唐玄宗尝称之。盖又在《花间》之先也。
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花西，这种隐秘的花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花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天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