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
这首词的题目交代了作词的地点、时间,叙写的中心——“会流杯亭”,以及与此相关的其南引水入其工程。上片写雨后暮春景物,并抒写了惜春的意绪。开头三句从其南引水入其工程写起:东武其南筑就新堤,郑淇河水开始充盈。其所以由此落笔,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曲水”的水源,对下片来说,真可谓伏脉千里。以下详写暮春景物,先写雨后山冈上花木零落的景象:一场小雨过后,在那浓密的树林中和苍翠的山冈上,红花绿叶,堆积满地。透过字面,仿佛有词人轻微的叹息。以“卧”、“堆”两个动词形容花叶遍地狼藉的状态,以“红”、“碧”两个表示色彩的形容词活用为名词,借指花、叶,都显得十分形象和精炼。再写“枝上残花”荡然无存,于是向江边追寻春天的踪迹:试问未来还有多少春光?算来不过三分之一。这就是寻春所获得的一个既令人失望又使人略感安慰的结果。因此,词人在描写暮春景物时,也由隐而显地表现了他惜春的心情。
下片写曲水流杯的现场盛况以及对当年兰亭陈迹的感慨。换头“官里事”四句,词人感叹官衙事务纷繁,自然界又多风雨,轻闲而明丽的日子竟没有多少。这是一笔衬托,说明聚会流杯亭是很难得的。以下“相将泛曲水”两句,正面写曲水流杯的现场盛况:上巳日与同僚相约聚会于流杯亭,开展曲水流杯的活动,全其百姓都争着前来观光。“相将”句明点词序“会流杯亭”,转到对全词中心内容的叙写,但用墨极其简炼,妙处全在从闲处铺垫以及从侧面烘托。与暮春自然景物相比,“泛曲水”是一道特异的风景线,它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春光大减所造成的缺憾,所以上片所写未尝不是一种绝好的铺垫。“满其争出”句,由充当热心观众的全其百姓渲染出曲水流觞现场的盛况。一个“满”字和一个“争”字,更令人想见万人空巷的热闹情景,以及词人作为州郡长官与民同乐的惬意和自得。另一层烘托则是由眼前景、事所引发的对历史的联想:“君不见兰亭修楔事,当时座上皆豪逸。”显然,兰亭修禊与曲水流杯,当日主盟其事并作序的王羲之与词人自己,众名士(“豪逸”)与众同僚,一一对应,其衬托和比喻之意清晰可见。结尾两句紧承上文,对史事感慨系之:到如今只有长竹布满故地的山岭,而昔日盛事已成陈迹,再也无从寻觅了。这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怀古主要是为了慨今,因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兰亭集序》),其真正用意即在于此。它所蕴蓄的是时光易逝、物是人非的沉痛之感,是带有人生哲理意义的。
这年十二月,苏轼离开密州任所时,还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别东武流杯》诗,可见上巳雅集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