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
这首诗先把欧公与唐代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
诗开篇借读韦应物诗集谈及对滁州的印象,实则借韦赞欧。接着“君才比江海”以下六句赞美欧阳修在文学上的贡献。然而这样有才能的人士,却得不到朝廷的重用,就像傍岸撑船一样,滁州毕竟地小,先生的才能是不能得到很好施展的。一个“恨”字包蕴了诗人对政坛变迁、朋友遭贬的愤懑之情,同时也是诗人对自身遭际的不平之鸣。
接着诗人以孔子著《春秋》为例:“虽然孔子曾经遭受‘贬骨’、‘苦笞’之厄运,但历史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要坚持‘直辞鬼胆惧,微文奸魄悲,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的气节。”这实际上是朋友之间的相互勉励,商定二人要继续以文学作为斗争的武器,用诗歌的美刺传统,来干预现实,改造社会“人事极谀谄”的不良士风。由此可以见出梅尧臣的文学主张,他提倡不著空文,不谈风月,实际是儒家秉笔直言的直史精神,包含着诗人身在山林心在朝野的济世情怀。
最后诗人郑重嘱咐朋友“慎勿思北来”,实际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回避。当前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两人虽然不忘他们的政治理想,但如今还是暂避为好。满腔政治热情却迫于形势不得释放,兼济天下之志只得暂以明哲保身代之,诗人内心的无奈与感慨是可想而知的。
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其济。”这首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