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是江南名胜，地处今江苏镇江西北。原在长江中，后因砂土堆积，到清末便与长江南岸相连。据宋人周必大说，此山大江环绕，每风起浪涌时，其势欲飞动，故南朝时人称“浮玉山”（见《杂志》）。唐时有裴姓头陀于江边拾得黄金数镒，因改名金山。
此诗四句四景，合成一幅金山晚眺的优美图景，十分清丽。前半部分是并列的两句，分写江上的明月和蒙蒙的水气。西津在镇江西北九里，与金山隔水相望，是当时南北交通要道。诗人站于金山之颠，西向遥望，只见一轮新月，悬于西津渡口之上；江上水气，非烟非雾，正冉冉升起，几与天接。烟水迷蒙，使皎皎明月也蒙上了－层淡淡的云翳。这两句明暗交错，上下相对，不仅使画面具有明显的层次，而且避免了色调上的不和谐。“西津江口”四字，既点明“晚眺”方向，又划定了所见景色的区域。“月初弦”三字也有双重功用，既是写景，又是记时这种借星月在天空中位置移动和形状变化来点明时间的手法，古人诗中常用，远如曹植的《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近如唐代刘方平的《夜月》：“北斗阑干南斗斜。”机杼正自相同。
诗的后半部分是相对的两句。“清渚”、“白沙”，则写出了月下之景。“清渚白沙茫不辨”是承前一句“水气昏昏上接天”而来。白天从金山眺望西津渡，对岸景物是可以看清的，唐代诗人张祜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题金山寺》）之句；但此时既已入夜，又有水气，诗人眺望的结果只能是“茫不辨”了。“只应灯火是渔船”作一转折：尽管对岸清渚、白沙，望去茫茫一片，但透过水气，还能看到江上灯火，隐现明灭，诗人因此判断道：那一定是对岸的渔船了。诗人在这两句中运用了反接法，便使诗句显得摇曳生姿，别具风调，比前两句的平叙景色更引人入胜。元人刘壎在《隐居通议》中说：“作绝句，当如顾恺之啖蔗法，又当如饮建溪龙焙。”也就是说，绝句不能“虎头蛇尾”，而要“渐入佳境”。这首《金山晚眺》正体现了这一要求。
此诗脱胎于张祜的七绝《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只要稍加比较，就能看出秦观诗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张祜诗相同：一，时间和地点相同，都是写镇江江面的夜间景色；二，描写手法相同，一用“潮落”、“斜月”来暗示时间的推移，一用“月初弦”来点明时间；三，境界相似，秦观诗中的“只应灯火是渔船”是化用了张祜诗的“两三星火是瓜洲”以及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江枫渔火对愁眠”。由此可见秦观这首诗的出处。但张祜诗明写了诗人的羁旅之愁，属触景生情，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夜不成寐的情形，而秦观诗没有直接抒写诗人的情感，而是将情感蕴涵在所描写景物之中，景中含情。这又是二者的同中之异。
上片写盛夏纳凉，流连光景的赏心乐事，主写景。看作者铺叙的层次，可说是渐入佳境：作者先用大笔着色，铺写出池塘水阁的一片绿荫，并以“偏趁凉多”四字，轻轻点出夏令。然后，在此万绿丛中，点染上朵朵鲜红如罗的石榴花，令读者顿觉其景照眼欲明，进而，写鸟语蝉鸣。而这鸟儿，专指“凉燕雏莺”，是在春天诞生、此时刚刚孵出的新雏，其声稚嫩娇软而可喜。那蝉儿也是刚出虫蜕，踞高柳而长鸣，“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在这一片新生命的合唱中，池塘水阁平添生趣。到此，作者妙笔生花，在热烈、喧闹的气氛中特别叙写了一场骤雨。这雨决非煞风景，它是过路的阵雨，既给盛夏带来凉意，又替画面作了润色。骤雨持续时间不长，却刚好“打遍新荷”，引人联想到“琼珠乱撒”的景照，真是“人在画图中”。此乃曲中一段绝妙好辞，无怪“一时传播”（《雨村曲话》卷上）。
下曲即景抒怀，宣扬浅斟低唱，及时行乐的思想。主调既是低沉的，又是旷达的。在用笔上，作者一洗上片的丹青色彩，换作白描抒写。“良辰美景”句总括前文，言如此好景，应尽情欣赏，不使虚过。“穷通前定”（命运的好坏乃前世注定）是一种宿命论的说法，作者这样说，旨在“何苦用张罗”，即反对费尽心机的钻营。这种旷达的外表，仍掩饰不住作者内心的苦闷，“命友邀宾玩赏”二句，谓人生乐趣在流连光景、杯酒，这是从六朝以来，封建士大夫在无所作用之际典型的人生态度。因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会使他们感到心惊，而沉浸在“酩酊”大醉中，庶几可以忘怀一时，取得片刻的麻醉。
应该指出，下曲表现的思想，即使在封建时代，也是并不高明的。然而在对于自然美的发现和再造上，作者却是做得相当出色和成功。数百年来读者津津乐道的，不是曲中论道之语，而是那“骤雨打新荷”的生机盎然的夏令境界，以及其中流露的浓厚的生活情趣。
此曲写法与词相近，这是因为在宋元之交，词、曲均称乐府，都是被诸管弦，传于歌筵的，所以早期的词曲分疆并不甚严。《莲子居词话》认为此曲作词调，就是这个缘故。具有词味，也可算是此曲的一个特点。
“春阴漠漠，海棠花底东风恶。”“漠漠”，是寂静无声之意；“恶”，在这里是“猛烈”之意，是由“狠、厉害”的意思引申而来，此义至今在某些地区的方言中还保留着（如鲁西南和豫东）。首二句说，春天的时光万籁俱寂，但从海棠花穿过的东风却吹得强劲猛烈。标题中说“赏海棠作”，却人写海棠花的艳丽，而突出了“东风恶”。写春风、春光一般是喜悦、温暖、吹拂、和煦，纵使风大天寒，也人过用“料峭”之类的词来形容。词人别出心裁，一方面是“写实”，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写，才与下文协调。
“人情人似春情薄”一句，紧承“东风恶”，意思是说，人对花是有情的，春天、春风对花是薄情的，因此“东风”对花猛吹乃至摧残。正因为人有情春薄情，所以“人”或者就是作者自己，才“守定花枝，人放花零落”。上片人写海棠花如何美丽娇艳，侧重写人对花的态度，对海棠的爱怜和保护，反衬海棠花的艳丽，是脱俗之笔。
过片之后，写以酒浇愁，虽然忧愁无法排解，但酒醉酒醒人忘海棠花，进一步说明了它在词人心目中的地位，使全词主旨更为鲜明。
“绿尊细细供春酌，酒醒无奈愁如昨。”词人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发愁，酒只能暂时麻醉神经，却人能从根本上排解忧愁，酒醒后“愁如昨”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古来写“酒”与“愁”的诗词很多，如柳永有“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饮还无味”（《凤栖梧》），又有“黯然情绪，未饮先如醉，愁无际”（《诉衷情近》）。意境与该词相近，这说明管鉴在某些方面受过他以前的一些词人的影响。
但“殷勤”以下三句，则属作者创新。“殷勤待与东风约”一句，与上片“海棠”句相呼应，他要与那吹得迅猛异常的“东风”“约定”，“规劝”它：“莫苦吹花，何以吹愁却？”前句说，你人要苦苦地去吹那海棠花了；后句说，你用什么办法把我的“愁”吹跑呢？这里的写法颇为微妙，一是把“东风”人格化了，一是把作者的感情完全融合在客观事物中。把内心活动包含于客观景物之中，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历来有之，所谓“神与诗者妙合无垠”（《夕堂永日绪论》），自然和谐而恰到好处，这首词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