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令可分四层，第一层说喇叭、唢呐最突出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暗示小人得意的情状；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第三层展示喇叭、唢呐用途的另一面：为害军民，即在为官船抬声价的同时，肆意侵害军民的利益，让老百姓一听到喇叭、唢呐之声就不寒而栗，胆战心惊；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曲中表面上写的是喇叭和唢呐，实则处处写的都是宦官。全曲借物抒怀，虽然没有正面提到宦官的字样，却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态，讽刺和揭露了明代宦官狐假虎威，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痛恨情绪。
小令第一层说喇叭、唢呐的特征是“曲儿小腔儿大”，写宦官集团小人得志气焰十分嚣张的情状，生动传神。“曲儿小”，暗示宦官乃宫中奴仆，本没有参政的资格，也可理解为其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小人行径。“腔儿大”，指宦官很不正常地占据要津后的得意忘形，耀武扬威。曲儿小腔儿大是喇叭、唢呐的特征。本事很小、官腔十足是宦官的特征。句中的“小”和“大”互为反衬，给人的印象极其鲜明，是对宦官的嘲讽和蔑视，表达效果十分突出。
小令的第二层说喇叭、唢呐的用途，是为来往如麻的官船抬声价，即为官方所用。“声价”即名誉地位，按理应是客观评价；而这里却要“抬”，就说明喇叭、锁呐的品格是卑下的。历史证明，封建社会的中国百姓，总是怕官的，能忍则忍。但当被逼进绝路时，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惊天动地地造起反来，将旧世界炸个粉碎。阉党既要加重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又想避免火山爆发而危及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就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全仗你抬身价”，这充满嘲讽意味的句子，尖锐地指出阉宦在官船上设喇叭，是为了拾高自己的身价，向人民示威，用以掩盖其内心的恐惧。作者洞察了反动派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其色严内荏的阶级实质，写得入木三分，令人击节称快。
小令第三层“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甚么真共假？”这两句上承“曲儿小”一句而来，是互文，即军民听了喇叭都又愁又怕，是写统治集团在精神上给军民造成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听到喇叭就愁得要死，怕得要命，军民的反应如此敏感而强烈，因为在他们身边发生过许许多多家庭被喇叭“吹伤”“吹翻”的悲惨事件，使他们的心一直还在震颤。作者从听觉上写军民的感受，又用排偶的句式加强它，成功地从侧面反映了阉党对劳动人民压迫和剥削的程度。。
小令最后一层写喇叭、唢呐吹奏的结果：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直吹得民穷财尽，家破人亡。这决不是小说家言，而是“眼见”的血淋淋的事实。“这家”“那家”不是十家八家，而是千家万家。这句采用排偶形式一气呵成，给人那家伤了这家翻了紧紧相承目不暇接之感。这惨象，“军”和“民”都“眼见”了，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被“吹翻”“吹伤”的可能，所以听到喇叭就极度地忧伤和恐惧。真是苛政猛于虎。“这”“那”本属虚指代词，但在这里给读者的艺术体验却是实在而形象的，好像作者指点着把身边相继破散的家庭的真名实姓一一列举给读者听。
这首小令是作者目睹了往来于运河之上的宦官的种种恶行后的借题发挥之作，是有所寄托的。喇叭和宦官不同类，但喇叭的“曲儿小腔儿大”与宦官的“本事小来头大”却有共同点，于是作品在物与人之间找到共性，作者实际上是比照着宦官的嘴脸咏喇叭的：以吹（虚张声势）为特征，是官方害民的帮凶，到处作威作福，惹得军民共忿，直到吹得天昏地暗、江山动摇。作者在对宦官害民的现实黑暗进行揭露的同时，也向最高统治者发出警告，其批判锋芒是很尖锐的。所以说这首小令的思想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这首作品不是为咏物而咏物，它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在传达一种反抗的呼声，而这些思想内涵都包融在咏物之中。作品是在批判宦官害民，但终于没有点破，结论留待读者思而得之，既痛快淋漓又含蓄有力，这就是“不即不离”。
首联写天气，统摄全局，极精采。两句诗应连起来读、连起来讲：飘浮的云朵在碧空里你来我往，忙于“议”，“议”什么？“议”究竟是“阴”好，还是“晴”好。“议”的结果怎么样，没有说，接着便具体描写“山行”的经历和感受：“荷雨酒衣湿”，下起雨来了；“鹊声喧日出”，太阳又出来了。浮云议论不定，故阴晴也不定。宋人诗词中往往用拟人化手法写天气，姜夔《点绛唇》中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尤有名。但比较而言，王质以浮云“议阴晴”涵盖全篇，更具匠心。
“荷雨”一联承“阴”。先说“荷雨”，后说“酒衣湿”，见得先听见雨打荷叶声而后才意识到下雨，才感觉到“衣湿”。这雨当然比“沽衣欲湿杏花雨”大一点，但大得也有限。同时，有荷花的季节衣服被雨酒湿，反而凉爽些。“蘋风”是从浮萍之间吹来的风，说它“吹袖清”，见得那风也并不狂。雨已湿衣，再加风吹，其主观感受是“清”而不是寒，表明如果没有这风和雨，“山行”者就会感到炎热了。
“鹊声”一联承“晴”。喜鹊喜干厌湿，所以叫“干鹊”。雨过天晴，喜鹊“喧”叫，这表现了鹊的喜悦，也传达了人的喜悦。试想：荷雨湿衣,虽然暂时带来爽意，但如果继续下，没完没了，“山行”者就不会很愉快；所以诗人写鹊“喧”，也正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心声。“喧”后接“日出”，造句生新：“喜鹊喧叫：‘太阳出来了！’多么传神！“鹊声喧日出“，引人向上看，由“鹊”及“日”；“鸥性狎波平”引人向下看，由“鸥”及“波”。鸥，生性爱水，但如果风急浪涌，它也受不了。如今雨霁风和，“波平”如镜，鸥自然尽情玩乐。“狎”字也像“喧”字一样用得很精彩，“狎”有“亲热”的意思。也有“玩乐”的意思，这里都适用。
像首联一样，尾联也用拟人化手法，其区别在于前者正用，后者反用。有正才有反，从反面说，“山色不言语”，从正面说，自然是“山色能言语”。惟其能言语，所以下句用了个“唤”字。刚经过雨洗的“山色”忽受阳光照耀,明净秀丽，“不言语”已能“唤醒三日醒”；对于并未喝酒烂醉的人来说，自然更加神清气爽，赏心悦目。
以“山行”为题，结尾才点出“山”，表明人在“山色”之中。全篇未见“行”字，但从浮云往来到荷雨湿衣、蘋风吹袖、鹊声喧日、鸥性狎波，都是“山行”过程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合起来，就是所谓“山行即事”。全诗写得兴会淋漓，景美情浓，艺术构思也相当精巧。
李白这首《长歌行》深受同题古辞的影响。长歌行古辞或写及时建功立业，不要老大伤悲；或写游仙服药，延年长寿；或写游子思乡，感伤人命短促。陆机《长歌行》恨功名薄，竹帛无宣；谢灵运《长歌行》感时光流速，壮志消磨；梁元帝《长歌行》写及时行乐；沈约《长歌行》写羁旅行后倦恋金华殿，功名未著，竹帛难宣。总之李白之前运用长歌行古题者，均触景感时，抒写悲伤之情，寄寓着他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以及追求不得的怅惘感伤的心灵。李白由此感悟人生，联想反思自己功业无成，游仙不果，重蹈古人的覆辙，陷入痛苦之中，不抒不快。于是尽情倾吞，激昂文字，悲歌式的心灵，融汇着千古人所共有的情愫，感发着人意，体验着人生的苦乐。
此诗前十句为第一段。
开端两句，总述桃李迎春得朝阳而鲜花怒放，争芳吐艳，然而它也只是荣华当年。一年一度春芳桃李，这是自然规律，因而桃李花开是春天的象征，是美好的象征。经过幽闭冬藏的寒日笼照之后，转而接受春日温暖的朝阳抚摸，使大地万物顿感复苏，呈现了活跃的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精神倍增，昂扬奋进，这是物之常理与人之常情。故人们把人生美好时刻称之为青春。可是作者认知不限于此，而更深入探索桃李迎春吐艳，其条件是须春阳细腻的化育，苦心无私地用功，生存发展离不开春日阳光。由此作者更悟出君臣关系的相互依存的道理，预伏后面“功名不早著”之因。日这个描写意象在古诗中曾有象征君王之意。桃李遇春阳而开，贤相逢明君而荣，自然常律与人事常理，有其相似之点，明写桃李，暗喻君臣事理。这可能是用“得日开”的甘苦用心吧!美好意象的描写，深含着美好感情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虽美；但尤感不足之处，只是荣华当年，因而更值得珍惜。
接着作者连用四句诗赞美春光之妙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芬。”东风送暖，遍吹大地万物，阳气萌发，万物从蛰伏中苏醒，争现新姿，构成了一个生命律动的美的境界。因而草木尽欲显露英姿，冬日的枯枝丑叶败落净尽。“无丑叶”的对应之意是“竟美叶”。已经乾涸的水泉，也喷吐着清香的水柱。这四句从开端的桃李花开一点，铺叙春回大地的全景。桃李艳美又衬托东风不停地化育万物，草木换新颜，涸泉复吐清芬，尽现出春之美，写出春之境界。总上六句诗正是诗人触景所生之美感，又以平淡自然的文字与诗句，绘成春光美的形象与意境，诗人入于境中，而又出于境外，妙笔生花，与境冥合。于平淡的描写中凝聚着深蕴美与哲理性认知，然而它绝不同于自然教科书的说理。
这一段后四句则由上面春光境界的描写而转入讨论，发抒感慨，寻求造成这一美景的力量来源。“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著，竹帛将何宣。”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哲学家见解，也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神力，运转天地，故而有春、夏、秋、冬四季，因而也就生成了宇宙中万物的自然生存、发展、死亡的各自规律，形成了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不过人们总是偏爱春日，而厌恶冬日，不过这是当时人们无法改变这一阴阳变化的规律。当然他们也从天地运行不止，时光流速，永无停止中，观察万物的生衰，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人亦应如春日桃李花一样，要在青春的美好时刻，展示怀抱，建立丰功伟业。生时为人们仰慕赞美，死后美名留青史，千古流芳。可是在现实中的李白，虽有美好的理想和作人的价值观，以及奋进不止的精神，但由于得不到“日”（皇帝）的温暖抚育，年华老大，驾着六龙的日神车，驭手羲和又催赶不停，如不能在青春时早立功名，就更不能留名于竹帛的史书之中。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故深为痛恨。外在的无形压力与内在愤激之情的积郁，终于迸发出忧患不平的心声。从过去的借鉴，目前的现状，到未来的预测，拓展时空，言浅而意深，雅正而浑厚，发展了五言古诗的传统特点。诗写到这里诗情与意旨都该停顿，但留给人们的是为何功名不早立，结局又是如何的悬念。
诗的后十句为第二段。
头两句照应开端，深化诗意。桃李既然是专在追求青春，应青春而显美容。那么有人能赊取太阳，使其不动，青春不是永在吗？“谁”字有疑问之情，本是不能之事，设想其能，从幻想中慰勉自己，从幻境中享受快感，从而减轻了心里压力，从困境得到解脱。
然而幻想是暂时的，当其转化为现实之时，也就从狂热转化为冷静，用理智滤取生活的轨迹，明确是非与得失，于是铸成“富贵与神仙，蹉跎两相失”的痛定思痛的诗句。对于自己的言行作出了新的判断，知昨日之非。追求富贵功名，神仙长生，这是统治阶级的享乐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当了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自然富而且贵。于此又滋生长生不死的幻想和妄求，目的永远保持自己的权贵地位与富裕的生活条件，名与利两收。求官不得则游仙，表示超然物外，清高自恃，平等官吏，也能获得美名。可在唐代它又是作官的终南捷径，初盛唐的封建士人多通此径。李白亦不例外，拜谒官吏，寻访名山高僧仙师，获取功名富贵。于今两相失败，一事无成，虚度年华，悔恨不及，再次跌入痛苦的深渊之中。
进而想到古人曾说的“人生非金石，”“寿无金石固，岂能长寿考”，于是发展成为“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就算人生如金石之固，可金石在长久的风霜侵袭与磨蚀之下，也会使完整之体粉碎为沙砾，更不用说人又不是金石。春之桃李、草木、清泉等也自然难以保持它们春日美姿了。言外之意，人不能长生，其功名富贵就要及早得到，否则就有得不到危险；既或得到了也难以长存。所以古人求仕的经验，“早据要路津”，实现竹帛留名的人生价值。表面上看这两句与前两句无关，然而它是似断实连，是对游仙长生的否定。诗意的发展，感情跳荡，思潮起伏的写照，因而表现为诗句的跳跃性，留给人们以悬念，追求究竟，诱人深入，弄得水落石出。
当其悔恨昨非之时，必然改弦更张，作出新的抉择，“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及时行乐，纵情歌唱，酣饮消忧。否则就要落在时间的后面，衰朽之躯，想行乐也不可能了，空空地走向死亡世界，白活了一生。一个“强欢”，透露出其内心曲隐之愁情，是不情愿地造作欢情，是无欢心地造作欢情，是借歌与酒消解胸中愁情，是一时的麻醉。这种有意识麻醉自己是心灵更痛苦的表现，这是李白艺术上超常的表现，发人人所感而尚未意识到的内心深曲。这是大家路数，而非小家捉襟见肘的手法。
然而，就是这一点强作排解的自我克制的希望，也难以达到与满足，痛心地写下了结尾诗句：“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严酷的秋霜从无仁爱之心，萧杀万物，于人也无所惜，突然间降临，侵害蒲柳之姿。蒲柳为草木之名，体柔弱而经不起风霜，经霜而枯枝败叶，苦无生机。这里是用典，《世说新语》记载，顾悦与梁简文帝同岁，而顾发早白。简文帝问顾“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经霜弥茂。”蒲柳之姿是顾自指，松柏之姿喻简文帝。李白用此典切合自己身份，微贱之躯，经不得风霜摧残。秋霜这里既是自然的威力，同时又是象征邪恶的政治势力的残酷打击。以不可抗御的力量打击毫无准备的柔弱微贱之躯，其结果不言自明。结句不仅含蕴丰厚，而感情也至痛。令人不平，催人泪下。真是可以称作长歌当哭之作。
李白这篇乐府诗综合前人同题之作的长处，而自成一格，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清新俊逸，奇伟特出，是大家手笔。诗以比兴诗句开其端，触景生情，但它并非泛咏桃李荣谢，人生无常，及时行乐之作，而是表现出用常得奇，抒写出超出常人的胸怀壮思，生命的价值。绝非庸庸碌碌的小人私欲，它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高扬。它描写出一代人的精英的爱国衷肠，对美好的自然春景的赞颂，对爱美与追求美好理想的倾诉，对自己事业无成的愤懑及自我解脱不成的痛苦，敞开心扉，让人们尽情了解他的内心衷曲。一颗跳荡的心，激荡的变化，万端的感情，牵动着优美的自然画面，透视出社会的不公正。美好理想总是难以兑现，为此而忧患着，抗争着，终不免遭受秋霜的厄运。美好的人性遭受摧残，不是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阶级社会中共有的现象。盛唐社会尤其如此，令人深思。
李白成功地塑造这天才者遭受厄运的心象，还借助于他熔铸古诗的叙事、抒情、议论手法于一炉，运用得出神入化，挥洒自如，成为一个完整艺术表现体系，只见诗境美，而不见技法。这正是李白所追求的清真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