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句既以玉箫声断喻与恋人的分别,也以凤凰双栖、弄玉萧史的美满婚姻反衬自己的孤独。首句“玉箫声断凤凰楼”,可看做写实,但联系其中暗含的典故,更能体味作者用此句作为开篇的深意。“玉箫声断”这一典故,其中隐含着“人去楼空”的惆怅意味。曲中的女主人公并未如弄玉一般,与丈夫一起随凤凰仙去,从“憔悴人别后”一句即可看出,“玉箫声”其实是指代女子的心上人。“留得”紧接“别后”二字,文字上衔接得很细密,情感上则造成一种回环和转折。人既已离去,留下来的只是女子的空守、苦盼,以及“啼痕满罗袖”。作者没有直接写女子如何想念,而是通过袖上泪痕这个细节,将她的黯然神伤,以及难以自制的思念和孤独表现出来。
最后几句女子又迁恨于烟柳无情,不知当初留系行舟,不让其离去,更道出了女子的无奈痴情。“去来休,楼前留景浑依旧”,这两句以人的“去来”与“留景”的“依旧”进行对比,这就使“离别”的主题得到了深化。留景不解人心,不管人间如何生离死别,它都只是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所以才使古往今来许多人发出“物是人非”的沉重慨叹。这首曲子中的女主人公也不例外。楼前浑然不变的景色,使她一次又一次地忆起离别之前和离别之时的情形,不断重温着伤心往事。女子记起心上人当初离开时,江岸边的“无情烟柳”兀自苍翠,却不懂得伸出青青枝条,留住远行人的脚步。一个“恨”字,点出女主人公的怨情和无奈。她不说恨自己留不住情人,只将这种悔恨托付于“烟柳”。这一方面是因为青翠如初的烟柳引起了她的离愁;另一方面,将人的心思投射于“无情”之物,也是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手法。短短数句,写得景物凄迷,深致有情。
此曲构思独特,角度新颖层层展开,把一个“情”字表现得极为丰富、深刻。旧地重游、物是人非,最令人伤感,作者把当前的景和以前的情巧妙地联结在一起,以追忆的方式抒发对恋人的深情。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