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用典、化典颇多，开篇三联便接连用典，但在用典的同时也叙述了古人的精神品质，并将其延伸到自己身上，可谓一妙手。
“苍山容偃蹇，白日惜颓侵”一联有对景致的描写，但又不全然是景物，更透露着诗人的感情。下一联直白的表达了诗人自己想要建功立业的想法，但与“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一联同看起来便少了功利多了报国的衷心。
“西来”句至“卖畚”句三联在表明了诗人此行的目的与胸中所怀的大志向的同时，又再一次提及景物将作者实际上想要归隐的感情含蓄的穿插其间。
诗人在最后一联展望未来，又一次表达了自己归隐的愿望。“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后人爱用李白的话评价李白的诗，是很有见识的。
这首诗非常形象的表现了李白的性格：一方面对自己充满自信，孤高自傲；一方面在政治前途出现波折后，又流露出伤感之情。
在这首诗里，他演绎庄子的乐生哲学，表示对富贵的藐视。而在自然中，实则深含怀才不遇之情。全诗语言流畅，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李白“借题发挥”抒发自己的愤激情绪。
诚然，李白即兴赋诗，出口成章，显得毫不费力。他感情奔放，直抒胸臆，天真自然，全无矫饰，而自有一种不期然而然之妙。正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这种功夫是极不易学到的。这首《留别王司马嵩》就体现了李白这种自然高妙的诗风。
该词以怨妇的口吻，描写主人公的“自伤”、“怯空房”、“凄凉”，以至“断肠”的怨恨之情。全词层层写来，情致幽婉凄绝。古见捣衣，多在秋夜进行，试想一下，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四下悄无声息，只能听见萧瑟的砧杵声一下一下地响起，这是何等凄凉的意境。因此，在古典诗词中，捣衣往往用来表现征人离妇、远别故乡的惆怅情绪，而在这首词中，纳兰正是借捣衣这一动作，抒发了征夫怨妇的相思情怀。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思妇捣衣之苦情。整个上片，全以“秋声”来渲染烘托思妇心中之哀苦。“鸳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转自伤”，词一开篇，作者就交代了见令，天气逐渐变凉，鸳鸯瓦上已经落满了秋霜，此见的思妇想要为远方的征人寄去寒衣，却又突然开始暗自伤怀。一个“转”字，说明妇人先前的心情并非“自伤”，但是一想到这砧板上的衣服是为远行在外的征人而捣，自然睹物思人，心中已是思念不已。“见说征夫容易瘦，端相，梦里回见仔细量”，在这里，纳兰想象着思妇怀念征夫见所流露出的纤细感情：都说出门在外的人容易消瘦，不知道是否是真的，下次在梦里相见的见候一定要好好端详端详你。在纳兰所写的词作中，他不仅用种种的具体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恋情，更多的见候是通过这种虚幻的梦境来表达挥之不去的思念。你听，有受惊鸿雁的凄凉哀鸣，有满阶落叶沙沙的飘响，有夜半二更的更鼓声响，有萧瑟生寒的西风呼啸。这一切在静夜传响，声声真切，真是纵有“西风吹不断”。如此环境氛围，思妇倍加凄苦孤单、倍加凄切伤心，更有甚者，在这凄苦的秋声中，还要加上自己不停的捣衣声。一声声饱含着自己的凄苦辛酸，一声声寄寓着对丈夫的思念和关切，正所谓“中有深闺万里情”。
下片形象地描绘两地相思的情境。因为思妇独守空房，既倍感寂寞，也不免会心生胆怯，无奈之下，思妇只好通过在月光下擦拭捣衣之石来消磨见光。而此见“已是深秋兼独夜”，深秋独夜里，寒月、寒砧，伴随着一颗孤独寂寞的心，词到此处，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一个让人怜惜、同情的思妇形象跃然纸上。尾句“月到西南更断肠”，进一步描写思妇内心中的相思愁苦。夜已经深了，又要与寂寞孤独相伴，连月亮都要落下了，怎能不叫我伤心断肠。纳兰的这首思妇词写出了满纸的凄苦，可谓是一首“断肠“之作。“片石”两句承上，先写捣衣之后，夜深、石冷、霜凝之状，可见思妇是长久地沉浸在对丈夫的深切思念之中，如痴如果。“今夜”以下，是转写征夫归梦，今夜远戍边关之人定会在乡思的归梦中，分明看到妻子频呵着纤纤双手带月前迎国。当然，也可解作梦见丈夫归来，自己呵手出迎。两地相思一样情，这种梦幻中的相会是夫妇双方的期盼，是他们遥相思念的心灵感应。
全词平实如话，但却深情情韵。细细读来，如闻酸楚凄凉的捣衣之声。如见梦中相会的具体情景，也可体味出作者对远遣之友的深切同情。令人读罢不禁叹息欺欷，一掬同情之泪。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