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重写任运自然的洒脱心情。诗人的踪迹遍布南北,宦游四方,而今已近老境,鬓发斑白,“鬓将华”是说两鬓将花白了。“数亩荒池”就是前一首诗所说的 “小池塘”,因为人迹罕至,任其自然,所以称为“荒池”。秋天的塘水格外澄净,更加烘衬了宁静的氛围。
“扫地开窗置书几,此生随处便为家。”诗人在驿舍闲住,忘却世事忧烦,以此为家。这里表现出禅的思想方法对诗人人生态度的深刻影响。禅宗破除拘执束缚,随遇而安,心中不耿耿于忧患得失。其思想基础,在于 “佛性遍于一切有情”甚至 “遍于一切无情”。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只要自身佛性开解,那便无往而非佛了。因此,禅给人的影响是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放达自适,随遇而安,是悟禅之人的生活样态。唐代大诗人王维深契禅之 “三昧”,他的两句名诗: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便是这种态度的诗意表现。苏轼的 《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未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在精神内涵上与这首诗一致。“此生随处便为家”,是映现着禅的印痕的。
此这首诗内容平常,诗中描写四月小园春光已尽,只有飞花落入酒杯。前两句作者设一问,后二句作答,既写出了自己的惊喜,又赞美了主人的浪漫情怀,表达上则曲折含蓄,收意外之效。
“小园岂是春来晚”,当头一句劈空而来,用诘问的句式提出一个看来很不合情理的问题:小园中的春色,为什么姗姗来迟?天下的名园多矣,但面临着春天的脚步,无论它们的占地是大还是小,布局是轩敞还是紧凑,风格是豪放还是细腻,都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去拒绝春天的到来。诗中的小园就如此与众不同,而下句“四月花飞人酒杯”更落实了这一诘问:看吧,宾主手持酒杯,流连光景。繁花飞舞,飘游不定,乱入酒杯。这副美景,却是四月的景色,此时暮春已过,本应该落花丛残,然而小同之中却充满着浓浓的春意,其骀荡春色,动人心神:诗意至此,小园的晚来春色已经呼之欲出。而作者却将话题继续向前延伸。花时早晚,作者却一定要做这个解人。
“都为主人尤好事,风光留住不教回”,诗写至此,才道明原委:原来是小园主人的殷勤好事,留住了春光,不让它从园中溜走。春光并没有来晚,是小园主人延长了它的停驻;春光也本无留意,小园主人却情真意切,留住春光不使归去。为什么要留住春光?难道不是热情好客的小园主人,想用这明媚的春光,似锦的繁花,来使宾客们感到更大的欢悦。主人的殷勤好客,至此呼之欲出。
这首诗将写实与写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花飞人酒杯的情景,写春意盎然的景色,如在目前;用对主人好事留住春光的虚写,表达出小园主人的好客之情,又显得含蓄自然。而小园主人高雅自许的精神气质,也透过诗句感染着读者:毕竟,肯花如此大的精力却只是为了将春光留住的人,就是对美具有深刻感悟的雅人高士。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