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体态轻盈、艳丽多情的少女,眉目含情,风彩动人。
诗人通过这首小词,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全词描写细腻,抒情委婉。自是《香奁集》中之佳作。表现了和凝词的特色。
作者通过谴责人们对梅花的摧残,形象地揭露和抨击了清王朝统治阶级束缚人民思想,压制、摧残人才,表达了要求改革政治、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本文篇幅短小,结构严谨,寓意深刻。全文一共三段。
第一段,揭示产生病梅的根源。文章起笔先简要叙述梅的产地:“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然后笔锋一转,引出一段有些人评价梅的美丑,用“固也”一语轻轻收住。接着,作者开始详细分析病梅产生的缘由。原来,在“文人画士”的心目中,梅虽然“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但一“未可明诏大号”;二不能让人“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三,从客观上说又不能“以其智力为也”。所以,他们只好通过第四个途径了。于是,他们暗通关节,让第三者来转告“鬻梅者”,斫正,删密,锄直,以投“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之梅皆病”也就无可避免了。“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一句感叹,道出了作者的无尽愤慨,也为下文“誓疗之”蓄足了情势。
第二段,写作者疗梅的行动和决心。“予购三百盆”而“誓疗之”,可见其行动的果断;“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可见其成功的誓言;“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可见其坚持到底的决心。疗梅的举动和决心,写尽了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压制人才、束缚思想的不满和愤慨,表达了对解放思想、个性自由的强烈渴望。
第三段,写作者辟馆疗梅的苦心。这一段,作者慨叹自己暇日不多,闲田不多,疗梅的力量有限,也就是慨叹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挽回人才受扼杀的黑暗的政局。事实上,作者一生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只做过小京官,而且受到权贵的歧视和排挤,自己的才能都无法施展,更不要说解除全国人才所遭受的扼制了。因此,他只能以感叹作结。但是,虽为感叹,他渴望“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充分表现了他坚持战斗的意志。
本文表面上句句说梅,实际上却是以梅喻人,字字句句抨击时政,寓意十分深刻。作者借文人画士不爱自然健康的梅,而以病梅为美,以至使梅花受到摧残,影射统治阶级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丑恶行径。“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暗示的正是那些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他们根据主子的意图,奔走效劳,以压制人才为业。斫正、删密、锄直,这夭梅、病梅的手段,也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扼杀人才的恶劣手段;他们攻击、陷害那些正直不阿、有才能、有骨气、具有蓬勃生气的人才,要造就的只是“旁条”和生机窒息的枯干残枝,亦即屈曲、邪佞和死气沉沉的奴才、庸才。作者“购三百盆”,“泣之三日”,为病梅而泣,正是为人才被扼杀而痛哭,无限悲愤之中显示了对被扼杀的人才的深厚同情。“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就是说要破除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束缚、扼制,让人们的才能获得自由发展。“必复之全之”,一定要恢复梅的本性,保全梅的自然、健康的形态。这正反映了作者要求个性解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本文表面写梅,实际是借梅议政,通过写梅来曲折地抨击社会的黑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该词从所表现的情调来看,主要表达了词人对宦旧的厌倦之情。而对宦旧的厌倦,又是出于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词人颇想在一个地方与美色亲近盘桓而留连不归。此词抒情,有词人一定的真实情感在内,如对情欲的追求和壮志难酬的苦闷,官场往来的厌烦,但从总体上看,似乎带有一种“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因为此时的词人,正当意气风发,在朝廷任职,当更激发词人奋身为国的决心。可此词却写得如此颓丧,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词人写这首词的真实思想。
上片写旅途中所见,舟行千里,看到长亭边的树木已经长大,不由想起了“旧愁新恨”。词人此时已经三十九岁,南归也已经有十六七年了,几十年间作者频繁的调动职务,抗金恢复的壮志一直不能实现。这让词人感到十分的愁苦。
下片词人直抒胸臆,点出来主旨,这分明是对自己饱受朝廷猜忌,大材小用的抱怨之辞,词人此时又遇到了一位美女,这位美人不仅邀词人共饮,而且还留词人多住几日,要词人等到寒食节的风雨过了再走,顺便解除旅途疲劳,这使词人归隐的想法更加强烈。
全词主要抒发了词人“宦旧吾倦矣”的感情。这首词所体现的归隐之意,还不同于词人后期词作中的那种归隐的心情,因为这只是一时的牢骚之语,词人仍然对朝廷能够振作精神、北伐复国抱有相当大的希望。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