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秋夜雨霁的清静景色，表现出爽快的精神境界。一般都因宋玉有“悲哉秋之为气也”之句，而发悲秋之感；但也有反其意而用之的，如李白诗中称“秋兴逸”，刘禹锡说“胜春朝”。此诗表现清爽的心境，也是一种逸兴。
诗篇将以上那种意境和感受，以细腻清新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令人读罢，仿佛也经历了一场荡涤心肺的秋雨洗礼，置身于诗人所营造的那个清风明月之夜，令人宁静淡泊，神思遐举。而尾联诗人忽以豪迈之笔，又将读者推至到一个清旷爽朗的境界，令人不禁逸兴遄飞，精神焕发。诗篇的意境和内含由此升华到另一个高度，显得更加丰富、厚实。历代诗人咏秋之作十分繁多，然多抒发“悲九秋之为节，物凋悴而无荣”（晋湛方生《秋夜赋》）的伤怀之情，写秋夜更有“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遥长。月翳翳以隐云星胧胧而没光”（晋夏侯湛《秋可哀赋》）之名篇，直以“可哀为题。反其意而用之者，孔平仲虽不是首家，但这首咏秋夜雨后之作，确有其独创之处。
“霁夜”，这里是指雨霁之夜。在作诗手法上，诗人更是别出心裁，为了更好地创造意境，不仅将时间延展了，而且将顺序交叉着。诗篇以“秋兴”为主题，但不作空泛议论，而是捕捉具体景物，以表现诗人的感受。诗中画面相对独立，而时空转换又为复杂。诗人将过去现在、室内室外的诸种景物融合一体，读者体会这种跳越而感受得更真切丰富，诗篇本身也随之扩大了容量，避免了板滞平直。
最先触发作者诗情的，是闯入梦境的墙上响铃。然而诗的开头却先写从帘栊透入室内的明亮夜色。即先写醒后所见，次句再写梦醒。看夜色在前，而梦觉在后，这是一种倒叙；颔联出句又先写雨霁前风雨交加的情景，然后再写眼前“淡月笼云”的景色，又是一种回叙；颈联仍先写雨前秋风扫落叶，再写雨霁萤火横飞，仍然是回叙；末联由夜推想到朝，悬想经过雨洗之后的庐山，必然是苍翠欲滴。诗境不限于雨霁，而是回叙霁前的风雨和推想第二日的山色。这种时间的交叉和延展，不仅避免了平直，而且扩大了容量。
清爽的秋兴是通过秋夜景物的描写来表现的。诗的核心是一个“清”字，“清兴”融化在“清景”之中。这清景，就是秋月、秋声、秋叶和秋萤。古人说，“秋风清，秋月明”，清风明月是秋夜的富于特征性的景色；秋叶飘落伴随着秋声，再加上闪闪发亮的点点流萤，更为秋夜增添了清凉之意。描写这种清秋之景，诗人采用了对比映衬的手法，比起一般的景物点染，其艺术效果要强得多。明暗线素贯穿全篇。诗人的景物安排由幽暗转向明朗，成功地捕捉住读者的注意力，明暗的起伏变化成为诗篇的诗脉。诉诸视觉的朦胧月色，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尤其显得“寂历”，接着以诉诸听觉的“戍墙铃”的清冷之声与之映衬，即所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便更显得清寂。在提起“狂风送雨已何处”时，暗示读者，雨霁之前有一阵狂风暴雨。这狂风暴雨和诗人眼前清寂的霁夜，恰又构成鲜明的对比。这便加强了雨过天晴的切身感受。秋声是听出来的，堕叶也是听出来的，在夜里，落叶不是肉眼观察到的。这里用秋声堕叶的听觉动态和月夜飞萤的视觉动态交相辉映，对于引动清秋逸兴，也很有艺术效果。总之，用对比映衬手法描写秋夜景色，从而很好地表现出清秋逸兴，这种前后强烈的明暗反差，使诗篇跌宕生姿，彼此映衬而又相互和谐，烘托出诗人感念于秋之清旷爽朗的主题，大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自嘲的杜牧，其实是位颇富同情心的诗人。公元833年（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路过金陵，曾为“穷且老”的昔日歌女杜秋，写了悲慨的《杜秋娘诗》；两年后，诗人任东都监察御史，在洛阳重逢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乐妓张好好，又为她沦为“当垆”卖酒之女，而“洒尽满襟”清泪——这就是此诗的由来。
风尘女子的沦落生涯，在开初往往表现为人生命运的惊人跃升。此诗开篇一节，正以浓笔重彩，追忆了张好好六年前初吐清韵、名声震座的美好一幕：“翠茁（zá，生长）凤生尾，丹叶莲含跗（花萼的基部）”——这位年方“十三”有余的歌女，当时身穿翠绿衣裙，袅袅婷婷，就像飘曳着鲜亮尾羽的凤鸟；那红扑扑的脸盘，更如一朵摇曳清波的红莲，含葩欲放。诗人安排她的出场非同一般，那是在一碧如染的赣江之畔、高倚入云的滕王阁中——正适合美妙歌韵的飞扬、回荡。为了这一次试唱，人们特为准备了铺张的“华筵”，高朋满座。而处于这一切中心的，便是张好好。
此刻，她正如群星拱卫的新月，只在现身的刹那间，便把这“高阁”的“华筵”照亮了。为着表现张好好的惊人之美，诗人还不忘从旁追加一笔：“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主公，即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当时诗人正充当他的幕僚）；“来踟蹰”，则化用《陌上桑》“使君从东来，五马立踟蹰”之意，描写沈传师在座中初睹张好好风姿的惊讶失态的情景，深得侧面烘托之妙。
然后便是张好好的“试唱”，诗中描述她在“吴娃”的扶引下羞怯登场，低头不语地摆弄着长长的前襟；一双发鬟高下相宜，缕缕发辫才曳过短襦——寥寥数笔，画出了这位少女的无限柔美羞怯之态。令人不禁要怀疑如此小儿女家，竟有声震梁尘的妙喉。然而，“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当她像贞元（785-805）间名妓关盼盼那样乍一摔袖，席间便顿时响彻小凤凰一般清润圆美的歌鸣。这歌声嘹亮清丽，竟使伴奏的器乐都有难以为继之感，以至于琴弦快要迸散关钮、芦管即将为之破裂。而张好好的袅袅歌韵，却还压过“众音”，穿透高阁，直上云衢。白居易《琵琶行》表现商女奏乐之妙，全借助于连翩的比喻描摹；此诗则运用高度的夸张，从伴奏器乐的不胜竞逐中，反衬少女歌喉的清亮遏云，堪称别开蹊径。
一位初登歌场的少女，一鸣惊人，赢得了观察使大人的青睐。她从此被编入乐籍，成了一位为官家卖唱的歌妓。未更人事的张好好，自然不懂得，这失去自由的乐妓生涯，对于她的一生意味着什么。她大约到是满心喜悦地以为，一扇富丽繁华的生活之门，已向她砰然打开——那伴着“主公”在彩霞满天的秋日，登上“龙沙”山（南昌城北）观浪，或是明月初上的夜晚，与幕僚们游宴“东湖”的生活，该有无限乐趣。最令诗人惊叹的，还是张好好那日愈变化的风韵：“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不知不觉中，这位少女已长成风姿殊绝的美人。当沈传师“旌旆”东下、调任宣歙观察使时，自然没忘记把她也“笙歌随舳舻”地载了去。于是每遇霜秋、暖春，宣城的谢朓楼，或城东的“句溪”，就有了张好好那清亮歌韵的飞扬。这就是诗之二节所描述的张好好那貌似快乐的乐妓生活——诗人当然明白，这种“身外（功业、名声）任尘土，樽前极欢娱”的“欢娱”，对于一位歌妓来说，终竟只是昙花一现，并不能长久。但他当时怎么也没预料，那悲惨命运之神的叩门，对张好好竟来得如此突然。而这一节之所以极力铺陈张好好美好欢乐的往昔，也正是为了在后文造成巨大的逆转，以反衬女主人公令人惊心的悲惨结局。
这结局在开始依然带有喜剧色彩：“飘然集仙客，讽赋欺相如。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仙人所乘）”。
那风度翩翩、长于“讽赋”的聘娶者，就是曾任“集仙殿”校理的沈传师。诗序称他“以双鬟（一千万钱）纳之”，可见颇花费了一笔钱财，故诗中以“碧瑶佩”、“紫云车”等夸张之语，将这出“纳妾”喜剧着力渲染了一番。张好好呢，大约以为终于有了一个归宿，生活拘检起来，正如传说中的天台仙女一般，关闭“洞门”，不再与往日熟知的幕僚交往。“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二句，叙女主人公为妾景象，虽语带诙谐，字里行间毕竟透露着一种孤清幽寂之感，它似乎暗示着，女主人公身为侍妾，生活过得其实并不如意。
诗情的逆转，是数年后的一次意外相逢：“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当年那绰约风姿的张好好，才不过几年，竟已沦为卖酒东城的“当垆”之女。这令诗人十分震惊。奇特的是，当诗人揭开张好好生涯中最惨淡的一幕时，全不顾及读者急于了解沦落真相，反而转述起女主人公对诗人的关切询问来：“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此四句当作一气读，因为它们在表现女主人公的酸苦心境上，简直妙绝——与旧日朋友的相逢，竟是在如此尴尬的场合；张好好纵有千般痛楚，教她也无法向友人诉说。沉沦的羞惭，须得强加压制，最好的法子，便只有用这连串的问语来岔开了。深情的诗人不会不懂得这一点。纵有千种疑问，也不忍心再启齿相问。诗之结尾所展示的，正是诗人默然无语，在“凉风生座隅”的悲哀中，凝望着衰柳、斜阳，扑簌簌流下满襟的清泪——使得诗人落泪不止的，便是曾经以那样美好的歌喉，惊动“高阁”“华筵”，而后又出落得“玉质”、“绛唇”、“云步”“艳态”的张好好的不幸遭际；便是眼前这位年方十九，却已饱尝人间酸楚，终于沦为卖酒之女、名震一时的名妓。
这首诗正以如此动人的描述，再现了张好好升浮沉沦的悲剧生涯，抒发了诗人对这类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苦难女子的深切同情。作为一首叙事诗，诗人把描述的重点，全放在回忆张好好昔日的美好风貌上；并用浓笔重彩，表现她生平最光彩照人的跃现。只是到了结尾处，才揭开她沦为酒家“当垆”女的悲惨结局。这在结构上似乎颇不平衡。然而，正是这种不平衡，便在读者心中，刻下了张好好最动人美丽的形象；从而对她的悲惨处境，激发起最深切的同情。
解释二：孤灯残月伴闲愁，
几度凄然几度秋；
哪得哀情酬旧约，
从今而后谢风流。
这是杜牧的爱人张好好写给他的诗，诗里有爱，爱重含愁，愁中又透着决然。
杜牧和湖州名妓张好好是在南昌沈传师的府上认识的。当时的的杜牧尚未成家，风流倜傥，而张好好美貌聪慧，琴棋书画皆通。参加宴会时两人经常见面，张好好倾慕杜牧的才情，杜牧爱上张好好的色艺双绝。他们湖中泛舟，执手落日，才子佳人，自是无限美好。本应该留下一段佳话，让人没想到的是，沈传师的弟弟也看上了张好好，很快纳她为妾。张好好作为沈传师家中的一名家妓，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杜牧亦官位低微，只好一认落花流水空余恨，就此互相别过。
张好好出嫁时留下此诗，从此一入侯门。后杜牧在长安抑郁而死，张好好闻之悲痛欲绝，瞒了家人到长安祭拜，想起相爱与别离的万般凄楚，竟自尽于杜牧坟前。
所以不是什么同情，是爱情诗篇。
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题画词，画为云林所绘《闰七夕联吟图》的仕女图。七夕联吟的是画的主题，所以词人从七夕写起。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佳期，银河的鹊桥架起来了。因为作画之时时逢闰七月，有了两个佳期，桥也再次“重驾”，而人间也有了两次乞巧活动，女子们希望乞得终生幸福，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机会也有两次。词人问，她们在斗转星移，星光也在移动的夜晚，不知乞得了多少天机。词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因为年年有七巧节，也年年有乞巧活动，但妇女们也未必总是幸福，原因是世间总是“多事纷纷”。神话故事，本来“虚无”，“便是有”，牛郎织女“也应年老”了。词人对于男女婚姻爱情的幸福的追求寄予同情，但又做出疑惑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幅仕女图，住在表现女性美，其中也包括了画中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美。词人舍弃了历来对于这种美的歌颂，而别出机杼地引导出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命题，即美丽的愿望，在人间常常是难以如愿的。它启发人思考，同时也深化了词的思想主题。
词的上片回忆过去“酒恋花迷”的生活。“伫立东风”写词人迎着东风，久久地站立，“东风”暗示了时令节气，说明此时正值春季。“南国”的春天本是美好的季节，词人却“断魂”南国，悲戚哀伤，默然凝伫。开篇两句便塑造了一个伤心欲绝的浪荡词客的形象。南国的春天勾起了他对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这两个工整的对句，分别由景而情，以极凝练、含蓄的笔墨，浓缩了无数个良宵美景，无数次的纵游娼馆酒楼，沉湎于声色酒乐。而今忆及，当时“酒恋花迷”的生活，累煞多情的“词客”。
过片首句，以“别有”二字起，另辟一境，引出所怀之人。以下，“眼长腰搦”四字写出了她容貌的美丽和身姿的婷婷袅袅，“痛怜深惜”四字写出了两人真挚的情意和深深的爱恋，用语十分简练。接下来的“鸳会阻”两句，紧承上片，回到现实，由情及景，写傍晚时分，冷雨纷飞，愁云凝聚，天色一片青碧。由于“鸳会阻”、“锦书断”，词人眼中的景色也显得凄凉无比，与上片的“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词作的最后，设想对方遇良辰当好景，也应苦苦思念自己：想别来，好景良时，也应相忆。”从对方写来，这是柳水怀人词常用的手法，由此亦可见柳永怀思之深。
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酒恋花迷，役损词客。’余谓此等，只可名迷恋花酒之人，不足以称词人，词客当有雅量高致者也。”需要承认，这样的词句格调是不高，但其中也有诸多难言的苦衷。柳永遭黜落后，打着“奉旨填词”的招牌流连烟花巷阳，沉溺酒香舞影，风流放浪，冶游无度。 这一方面是他在发泄心中的不满，寻求精神的寄托；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有宋一代，自上而下狎妓成风。只是，柳永比其他人走得更远，更加坦率而无所顾忌。为官后，柳水收敛了许多，“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长相思·画鼓喧街》）。但宦游的惨淡与辛酸，使他对人们趋之若鹜的功名利禄产生了厌倦，转而对自己曾经沉湎其中的世俗享乐又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尾犯·晴烟幂幂》）。可见，“酒恋花迷”是柳永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是他在现实中找到平衡的一个支点。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