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发端总叙,以领起全诗。《汲冢纪年》:“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卷阿,召康公从。”此诗所记,当即为此次出游。“有卷者阿”言出游之地,“飘风自南”言出游之时,“岂弟君子”言出游之人,“来游来歌,以矢其音”二句则并游、歌而叙之。这段记叙简约而又全面,所以前人称其“是一段卷阿游宴小记”(方玉润《诗经原始》)。
第二、三、四章,称颂周室版图广大,疆域辽阔,周王恩泽,遍于海内,周王膺受天命,既长且久,福禄安康,样样齐备,因而能够尽情娱游,闲暇自得。这些称颂归结到一点,便是那重复了三次的“俾尔弥尔性”,即祝周王长命百岁,以便继承祖宗功业,成为百神的祭主,永远享受天赐洪福。
第五、六章,称颂周王有贤才良士尽心辅佐,因而能够威望卓著,声名远扬,成为天下四方的准则与楷模。这两章是承第二、三、四章而来。第二、三、四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内在作用,五、六两章主要说的是周王德性的外在影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第七、八、九章,以凤凰比周王,以百鸟比贤臣。诗人以凤凰展翅高飞,百鸟紧紧相随,比喻贤臣对周王的拥戴,即所谓“媚于天子”。(所谓“媚于庶人”,不过是一种陪衬。)然后又以高冈梧桐郁郁苍苍,朝阳鸣凤宛转悠扬,渲染出一种君臣相得的和谐气氛。
第十章回过头来,描写出游时车马,仍扣紧君臣相得之意。末二句写群臣献诗,盛况空前,与首章之“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呼应作结。
此篇是对周王歌功颂德的诗篇,思想上带有局限性。但称颂中带有劝戒之意,所以仍有可取之处。从艺术上来说,全篇规模宏大,结构完整,赋笔之外,兼用比兴,如以“如圭如璋”比贤臣之“顒顒昂昂”,以凤凰百鸟比喻“王多吉士”、“王多吉人”,都很贴切自然,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此感慨身世、愤时嫉俗之作。此词与《贺新郎·拄杖重来约》乃同一时期的作品。这首词词上片写作者本来是功名之士,不争取功名,苦于无法实现恢复失地、唤醒俗士。作者对韩诧胄所倡议和禁止的事都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其实就是他反对党争反对学禁态度的明确表达。而下片借孔融推荐祢衡之事,写自己空老山中,更是把自己的思虑意识通过词句直接传达给韩诧胄党人。
上片开篇“三章约”,借司马相如、扬雄的不幸遭遇,表达了对功名、对儒术的厌弃心情。前贤费尽精神创作辞赋、多识古文奇字,竟落得那样的下场,说明了当下有识之士的困境。自己何不饮酒作乐,不谈功名之类的俗事。暗寓对功名的厌弃;结以“医俗士,苦无药”,表明了自己的对现状的不满,其愤世嫉俗之情可见。
下片以“孤鹗”自况,以“乘轩鹤”暗喻当朝执政者,回顾自己当年的超迈群伦、意气风发,慨叹而今落魄山中、穷愁不断。将当年之况与而今作对照,说明自己已不再是意气风发的,表明对仕途已经绝望。结句即点出本意。
全词通篇议论,大量用典。但却不枯燥,不僵硬,风趣入妙,浑然天成,在曲折含蓄、虚实相生的笔锋中,抨击了统治者对人材的埋没,倾诉了平生的失意,读之使人扼腕,是散文化写法的一个成功范例。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称莲花为“花之君子”,说它“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并且对其作了具体介绍:“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些描写,形象而具体地写出了莲花的特点,作者对莲花的赞美之情主要寓于对莲花的描写之中。《白莲》这首诗却不同,这首诗虽然是以“白莲”为题,以莲花为吟咏对象,但诗人没有对白莲作具体描绘,而是抓住白莲颜色的特点,借题发挥,直述诗人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
咏物诗,描写的是客观存在着的具体事物形象,然而这形象在艺术上的再现,则是诗人按照自己的主观感觉表现出来的,多少总带有一点抒情的意味。以抒情的心理咏物,这样物我有情,两相浃洽,才能把它活生生的写到纸上,才是主客观的统一体。陆龟蒙的这首《白莲》,对我们很有启发。
“素花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素雅之花常常要被艳丽之花欺侮。白莲花总应该长在瑶池里面。
鲜红的太阳,照耀着透出波面的莲花,明镜里现出一片丹霞,艳丽的色彩是有目共赏的。莲花红多而白少,人们一提到莲花,总是欣赏那红裳翠盖,又有谁专门注意这不事铅华的白莲!然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真正能够见出莲花之美的应该是在此而不在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红莲不过是“别艳”罢了。
“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月儿明风儿轻花儿要凋谢,只有恨却无情谁能了解你?
白莲,她凌波独立,不求人知,独自寂寞的开放,好像是“无情”的。可是秋天来了,绿房露冷,素粉香消,她默默的低着头,又似乎有无穷的幽恨。倘若在这“月晓风清”朦胧的曙色中去看这将落未落的白莲,你会感到她是多么富有一种动人的意态!她简直是缟袂素巾的瑶池仙子的化身,和俗卉繁葩有着天人之别。
这诗是咏白莲的,全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出新意;然而它并没有粘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的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特别是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花,简直融化在诗的意境里;花,简直人格化了,个性化了。
《白莲》一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新意;然而它并没有黏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白莲好像无情,但却有恨,在天欲晓而残月尚在,凉爽的晨风吹着,无人知觉的时候,这正是白莲的花瓣将要坠落的时候。这样的想象和描写是既适合作者心目中的白莲的性格的特点,而且又很有情致和余味的。因为有诗的感觉和想象的诗人写诗,并不是仅仅打一个比喻,借题发挥,发一点个人的牢骚,而是对他所歌咏的对象,总是感到了诗意,感到了有动人的地方,然后才可能写出可以打动人的真正的诗来。最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
《苏秦以连横说秦》颇能代表《战国策》的风格,与《左传》文风迥异。《左传》凝练,言简意赅;《国策》舒放,铺陈夸张。《左传》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国策》则驰辩骋说,富于气势。此外,本文在语言方面还大量使用排偶句,渲染气氛,使文气贯通,气势奔放,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纵横家的风格。
善于选取典型生动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形象,是本文的一大特点。它并没有全面地叙写苏秦的一生,而是选取赴秦受挫、发愤读书、游说赵王、位极人臣以及家人前倨后卑几个典型情节,构成大悲大喜、冷热悬殊的曲折故事,描绘这位著名纵横家的独特经历与个性。
在谋篇构思上,通过对比手法的运用来描写人物,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一,说秦说赵的鲜明对比:游说秦王,驰辩骋说,引古论今,高谈阔论,颇显辩士的口若悬河之才,结果却是“书十上,而说不行”。游说赵王,则隐其辞锋,简言“抵掌而谈”,正面浓墨重彩地描写他受封拜相后的尊宠。其二,说秦失败与说赵成功的对比之外,是家人态度的前后对比:说秦不成,家人冷落至极;在赵尊宠,家人礼遇有加。其三,苏秦自身的形象与心态的对比:说秦失败后的穷困潦倒的形象与失意羞愧的心境,说赵成功后,以卿相之尊,“炫煌于道”的威仪与得意忘形的心态,栩栩如生。“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一语道出纵横家们人生追求的肺腑之言。昨天还是“穷巷掘门、桑户栳枢”的穷光蛋,一夜之间暴富暴贵。
本文记载了纵横家的代表人物苏秦发迹的经过。他最初主张连横,想帮助秦国攻打六国,秦惠王不用他,他就转而主张合纵,造成六国联合、共同抗秦的局面。全文叙事层次清晰,可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苏秦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情况做过认真的研究,也知道秦王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因而投其所好,强调用战争统一天下。然而,由于秦国内部的矛盾,秦王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第二部分写苏秦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经过。苏秦游说秦国失败以后,穷困潦倒,狼狈不堪,饱尝炎凉世态,这反而强化了他追求功名富贵的决心。他刻苦读书,引锥刺股,终于得到谋略,使合纵成功,以致秦国十多年不敢出兵。
文中使用对比手法来描写人物,十分形象、鲜明、生动。作者通过苏秦的几段说辞,读书时的自白,以及先颓废后得意的情态细节描写,从正面塑造了一个坚韧不拔、刻苦好学、有胆有识、能言善辩的策士形象。但字里行间又流露了更隽永的意味。比如,文末作者高度赞扬了苏秦的合纵使人民免于战争的流血灾难,这和文章第一部分中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反复阐述用战争统一天下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就说明了苏秦的初衷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再如,游说秦王失败后,累计“说秦王书十上”,旷日持久,直拖到裘弊金尽,无可奈何,才“去秦而归”;心犹未死,而后回去下苦功,“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前后文的不同表现也足以反映其利欲熏心、投机取巧的政客本性。对比的手法不但用于塑造人物,还用于反映当时的庸俗世态。苏秦失意归家,妻目中无夫,不下织布机,嫂目中无叔,不为炊,父母目中无子,不与言;而苏秦得志归家,这些至亲之人全然另一副嘴脸,父母隆重远迎,妻子不敢仰视正听,嫂子则匍匐拜谢。这里通过对比,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了世态炎凉。作者还善于运用夸张铺陈手法和排比错综句式来体现纵横家谈笑风生、纵论横议的风格。如开篇部分,为了迎合秦王,分别从东西南北分叙秦的农桑猎牧、山岭关塞,又合写田肥民富、车多卒众,使文章气势奔放,辞意飞扬。再如批评“今之嗣主”,连续以六个三字排比句直逼惠王,有不可挡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