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一个痴情女子对情郎的思念。前八句写女子一年四季日夜思念情郎，心神不宁；中八句写女子与情郎原是青梅竹马，女子早已以心相许；后六句表现女子欲与情郎结为百年之好的强烈愿望。全诗以代言体形式，运用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和通俗生动的比喻，通过女子之口倾吐刻骨相思和美好愿望，情真意切，委婉动人。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写的是秋夜相思之苦。西风、冷月、霜露这些词语所造成的意象有力衬托了相思之苦。“二月君风来，草坼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夜肠九回”表明自秋至春相思之情不减，春、秋两季如此，夏、冬两季如何相思，也就不言可知了。《长恨歌》中的“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所说是春与秋，笔法正相同，都是表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不管是温暖的春天花开之日，还是寒冷的霜风秋雨的月夜之时，梦魂萦绕辗转反侧，相思之情深切。诗人运用了以景写情、情景交融的手法。“九月西风兴”“二月君风来”，既是写时间、气候的变化，也是为写少女相思渲染气氛。“月冷霜花凝”“草坼花心开”，既是写景，又是烘托少女相思之心，其中有比喻的因素。以上八句，四句写秋夜的相思，四句写春日的相思，情韵缠绵，感人肺腑。
在描绘了相思之情的深远久长之后，主人公便以更明确的口吻作自我身世介绍：“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这里洛桥难以指实，亦不必指实，只是表明这位女子与君住得不远。“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不仅住处相近，相识亦很早，已有八年之久，但是二人没有结合，至今还在苦苦相思。接下去的“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交代了原因，原来是门第身份差别太悬殊，就像松树下的女萝草，虽然有心攀援缠绕而上，但可惜“蔓短”而松树枝又很高，“萦回上不得”。以形象的比喻点出了二人不能结合的原因。
主人公没有就此罢休，仍然从秋夜到春日在长相思，而且还发出了充满一片痴情的祝愿：“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听人说人要是有一个美好愿望，只要这个愿望真诚至极，就会感动上天，上天就能成全，使之成功，所以她才长相思，并且发出“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的美好心愿。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二者几乎雷同，不过是把“比翼鸟”换成“比肩兽”罢了。诗人以“步步比肩行”的“远方兽”及“枝枝连理生”的“深山木”为喻写女子的心愿，具体形象地写出了抽象的感情。
这首诗中有不少数量词，如“一夜”“九”“十五”“二十三”等，大多两两相对，如“九月”对“二月”。这些数量词与其它词的巧妙搭配，使语言更加通俗，别具一格。前八句和后四句又用了隔对法。“九月”四句用蒸韵，与“二月”四句用灰韵，句句隔对，交错回环；后四句是隔句对，既是排句，又是比喻。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诗思丰富深刻，情感缠绵俳恻，情调凄婉哀怨，更能激荡读者的心灵。
陶渊明一生酷爱自由，反抗精神是陶诗重要的主题，这首诗赞叹神话形象精卫、刑天，即是此精神的体现。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起笔二句，概括了精卫的神话故事，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北山经》云：“发鸠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为复溺死之仇，竟口衔微木，要填平东海。精卫之形，不过为一小鸟，精卫之志则大矣。“精卫衔微木”之“衔”字、“微”字，可以细心体会。“衔”字为《山海经》原文所有，“微”字则出诸诗人之想象，两字皆传神之笔，“微木”又与下句“沧海”对举。精卫口中所衔的细微之木，与那莽苍之东海，形成强烈对照。越凸出精卫复仇之艰难、不易，便越凸出其决心之大，直盖过沧海。从下字用心之深，足见诗人所受感动之深。“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此二句，概括了刑天的神话故事，亦极为简练、传神。《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干，盾也；戚，斧也。刑天为复断首之仇，挥舞斧盾，誓与天帝血战到底，尤可贵者，其勇猛凌厉之志，本是始终存在而不可磨灭的。“刑天舞干戚”之“舞”字，“猛志固常在”之“猛”字，皆传神之笔。渊明《咏荆轲》“凌厉越万里”之“凌厉”二字，正是“猛”字之极好诠释。体会以上四句，“猛志固常在”，实一笔挽合精卫、刑天而言，是对精卫、刑天精神之高度概括。“猛志”一语，渊明颇爱用之，亦最能表现渊明个性之一面。《杂诗·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是自述少壮之志。此诗作于晚年，“猛志固常在”，可以说是借托精卫、刑天，自道晚年怀抱。下面二句，乃申发此句之意蕴。“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同物”，言同为有生命之物，指精卫、刑天之原形。“化去”，言物化，指精卫、刑天死而化为异物。“既无虑”实与“不复悔”对举。此二句，上句言其生时，下句言其死后，精卫、刑天生前既无所惧，死后亦无所悔也。此二句，正是“猛志固常在”之充分发挥。渊明诗意绵密如此。“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结笔二句，叹惋精卫、刑天徒存昔日之猛志，然复仇雪恨之时机，终未能等待得到。诗情之波澜，至此由豪情万丈转为悲慨深沉，引人深长思之。猛志之常在，虽使人感佩；而时机之不遇，亦复使人悲惜。这其实是一种深刻的悲剧精神。
渊明此诗称叹精卫、刑天之事，取其虽死无悔、猛志常在之一段精神，而加以高扬，这并不是无所寄托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一组联章诗，第一首咏隐居耕读之乐，第二首至第十二首咏《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记神异事物，末首则咏齐桓公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佞臣，贻害己身的史事。因此，此组诗当系作于刘裕篡晋之后。故诗中“常在”的“猛志”，当然可以包括渊明少壮时代之济世怀抱，但首先应包括着对刘裕篡晋之痛愤，与复仇雪恨之悲愿。渊明《咏荆轲》等写复仇之事的诗皆可与此首并读而参玩。
即使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精卫、刑天复仇的愿望，似亦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其中的反抗精神，却并非是无价值的，这种精神，其实是中国先民勇敢坚韧的品格之体现。渊明在诗中高扬此反抗精神，“猛志固常在”，表彰此种精神之不可磨灭；“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则将此精神悲剧化，使之倍加深沉。悲尤且壮，这就使渊明此诗，获得了深切的悲剧美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