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
此诗侧重于对天神世界的描写。诗人有感而发，由道士夜晚打醮而驰骋艺术想象。前四句写仙界之美，描写吴道士身着青霓袍，腾飞入太空，叩头请求守护天宫的神兽打开宫门，看到的是仙女洗石榴花把白云染成彩云，天帝审阅道士发来的奏章，才知道天下大旱，天气炎热，死了不少人。作者以此展开议论，认为富人平时享尽荣华富贵，这回热死、干死也已经没有什么遗恨，只是那些寒士书生尚未享受世间的欢乐，就这么热死、干死，实在太可惜，活着的人也会为他们抱恨无穷。这写出了人间之枯荣不等。因此诗人希望能用汉戟招回寒士书生的魂魄，别让他们的尸骨长期被埋在荒草丛中。重人贵生，这是道家、道教学说中最重要的思想，亦是其最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之一。从《老子》所强调的“摄生”、“贵生”、“自爱”和“长生久 视”，《庄子》所说的“保生”、“全生”、“尽年”、“尊生”，《吕氏春秋》所说的“贵生重己”， 到《太平经》主张的“乐生”、“重生”，以及其它的道书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周易参同契》、《抱朴子内篇》、《西升经》、《度人经》、《悟真篇》等，始终贯穿着重人贵生的思想传统。这首诗写景写事抒情有机结合，用对神仙世界的肯定来否定现实世界。突出仙界之美，为的是反衬“虚空风气不清冷，短衣小冠作尘土”的人间事实，表面看是写“绿章封事咨元父”的道教科仪，实际上是要揭露社会的不平。“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蒿里”，正表现了道教重人贵生的道教思想。
诗中运用对比手法，使天宫的清丽和人间的浑浊形成巨大反差，在鲜明的对立之中诉说人间的不平，诗人明知道士打醮是虚妄的行为，不过是随感而发，揭示出京城炎热疠疾作祟、百姓遭殃的情状，也反映出寒士的遭际。诗人将扬雄比况自己，诗思归结到“寒士”身上，最终表达的是感士不遇的普遍主题。
这是用绝句形式写的读后感兼咏史诗。这类诗最重的是要有创见，富有新意。
不少唐人以杨玉环之死写过诗，白居易的《长恨歌》最为著名，白乐天写这首诗时并不乐天，题目中的“恨”字足可说明一切。李商隐的《马嵬》也很有名，批判的矛头直指李隆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讽刺挖苦的味道相当明显。郑畋《马嵬坡》中“景阳宫井又何人”，以陈后主和张丽华比李隆基和杨玉环，隐含讥刺。还有杜甫的“中自诛褒妲”，刘禹锡的“天子舍妖姬”等，含有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念。李靓的这首绝句立意不但新，而且高，可以说超过了前人。
诗的前两句是对《长恨歌》中所述的事加以概括，抽取其中的一个片断：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难行程中，“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李隆基“夜雨闻铃断肠声”，写成《雨霖铃曲》以寄恨。这就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时，唐军节节败退，安禄山“径截辎重，横攻士卒”，官军则“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这一切李隆基想过了吗？
后两句议论警策，有春秋笔法。诗人同情的不是“宛转娥眉马前死”，一妃之死，何足道哉，何必为之鸣不平呢？那“尸骸遍野”，“骨暴沙砾”的阵亡将士们，“精魂何依”？那个昏君李隆基却根本没有想到，即使想到，也是一点都不会动心，因为他唯一感到痛心并为之“倍沾襟”的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妃。连六军生死，国家兴亡都不过问，只念念不忘“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亡妃，如此帝王，何许人也，还用诗人多说吗？全诗到此嘎然而止，“含有余不尽之意”在于言外。
本文是作者晚年所作。虽仕途已入顺境，但长期的政治斗争也使他看到了世事的复杂，逐渐淡于名利。秋在古代也是肃杀的象征，一切生命都在秋天终止。作者的心情也因为屡次遭贬而郁闷，但他也借秋声告诫世人：不必悲秋、恨秋，怨天尤地，而应自我反省。这一立意，抒发了作者难有所为的郁闷心情，以及自我超脱的愿望。
这篇赋以“有声之秋”与“无声之秋”的对比作为基本结构框架，精心布局，文势一气贯串而又曲折变化，作者从凄切悲凉的秋声起笔，为下文铺写“有声之秋”蓄势；然后由草木经秋而摧败零落，写到因人事忧劳而使身心受到戕残，由自然界转到社会人生，这是“无声之秋”；最后归结出全篇主旨：“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笔法来写。一开始作者就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从静到动，令人悚惊的秋夜奇声，营造了一种悲凉气氛。“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作者正在秋夜专心致志地读书，忽听一种奇特的声音从西南方传来。作者惊讶于这样的声音，细听，起初似雨声淅淅沥沥，又似风声潇潇飒飒，忽然又如波涛奔腾翻涌，又似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它接触到物体上，又发出如金铁相撞的鏦鏦铮铮的声音，又好像奔赴敌阵的军队，衔枚迅跑，听不到号令，只听到人马行进之声。
作者用风声，波涛，金铁，行军四个比喻，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形象地描绘了秋声状态。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鲜明地写出了作者听觉中的秋声的个性特点，融入了作者主观情感。
接着作者引出与童子对话，从浮想联翩，又回到现实，增强了艺术真实感。作者对童子说：“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回答，质朴简明，意境优美、含蓄。这里，作者的“悚然”与童子的若无其事，作者的悲凉之感与童子的朴拙稚幼形成鲜明对比，对秋声的两种不同的感受相映成趣，富于意味。作者在第一段通过悬念式的对声音的生动描绘，点明了文章主题即秋声。文章起始，就写得脉络清晰，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接着寻根溯源，探究秋声所以形成的缘由？“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自答曰：“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秋声，是秋天的声音，作者从秋之色，容，气，意四个方面把秋天的到来之后万物所呈现的风貌和秋之内在“气质”描绘得具体可感，其色颜容貌似乎呈现眼前，其栗冽之气似乎穿透衣服直刺肌肤，其萧条之意似已围裹全身。这种秋气，是一种肃杀之气，是让人速生冷颤之气。它只要施展它的一点余威，就会使繁茂蓊郁的绿色变色，葱茏的佳木凋零。这样，通过秋声的描绘和感受把“秋”之威力作了形象化的描绘。“秋”何以有这样的威力和会使人产生如此的感受呢？
接着，作者又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对秋声进行了剖析和议论。“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即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古代用天地、四时之名命官，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是六官。司寇掌刑法。故秋天是古代刑官行刑的季节。在四季中又属阴冷的季节；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从五行来分，秋属金，由古代多以秋天治兵，“沙场秋点兵”，所以秋又有战争的象征；这样，秋天对人来说，意味着有悲凉肃杀死亡之气。从自然界来看，天地万物，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由盛转衰的过程，人与此同，故有对生命将息的悲叹与伤感。又以音乐为喻，古人将五声（宫、商、角、徵、羽）和四时相配，秋属商，又将五行和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相配，秋主西方，秋属于商声，商，伤也，悲伤之意。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古音分十二律，夷则为十二律之一。将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夷则配七月。《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则。”夷，是删刈，杀戮之意。万物由繁荣到衰败，则为自然之规律。作者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进行了论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的产物，人与自然、社会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从个人出发体验感悟自然和社会。这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接着作者仍然抓住秋声的主题，通过无情的草木与万物中最有感情，最有灵性的人的对比，抒发议论。作者认为，百般的忧虑和万事的操劳必然损伤着人的身心，内心受到刺激和痛苦，必然损耗精力，更何况是“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呢！这样就容易朱颜易老，乌发变白，“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这是你自己无穷无尽的忧劳伤害了自己，又何必去怨恨秋声的悲凉呢？这就说明了作者之所以感到秋声之悲凉，其根源不在秋声，主要是当时作者面对国家和自己的处境而产生的忧思所致。当时作者被朝廷重用，但想起曾经在政治上屡不得志，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心情郁闷。这样的情绪和秋季气息正相统一，触物伤情，有感而发。
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和悲凉没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唯有四壁的虫鸣，与“我”一同叹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凉：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
此文，把写景、抒情、记事、议论熔为一炉，浑然天成。作者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情感节制内敛；语气轻重和谐；节奏有张有弛；语言清丽而富于韵律。在这个秋气正浓的季节，不妨打开《秋声赋》，一方面欣赏作者优美的文字所带给你的艺术美感，另一方细细品味秋之色、之容、之气、之意，体验自然和人生。
作者把无形的秋声写得可见可闻。文章开头便用形象的比喻描写秋夜西风渐起，触物有声，再用星月皎洁、四无人声加以烘托，一萧瑟幽森的画面便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以“四壁虫声唧唧”收尾，也紧扣住季节的特色。中间两大段用赋体的传统铺陈手法，渲染秋天的肃杀和万物的凋零，抒写对人事忧劳的悲感，最后“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又转喻祸根在人，发挥了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显示出文赋自由挥洒的韵致。
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