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咏物，上片写杜鹃啼血而未唤得人归，其实是在写自身。下片写对怀国之士的同情和对国破家亡的悲痛。这首词采用象征、双关手法。语言深沉，感情强烈。
词上阙写杜鹃啼血却未唤得人归。杜鹃声声，是为唤回远在天涯的游子，口中啼叫出血，化作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可是直到花残花落，也未见人影返回家。这是在咏杜鹃，其实也是在写词人自身，借咏杜鹃之事，抒写他的悲凉慷慨、孤独悲愤。词人一生志在复明，到处奔走呼号，可谓坚定决绝，不遗余力。这“血洒青山尽作花”的大气磅礴之语，正是他忠贞不依、不屈不挠、竭尽心血的写照。然而尽管他像杜鹃啼血般呼唤流落四处的有志之士奋起复国，但却没有人响应。
词下阙是借昭君琵琶诉恨故事，书写怀国之士的痛心。下片的内容有对大明的抱怨，有对怀国之士的同情，更有对国破家亡的悲痛。下片写朱楼凤阙尽管富丽堂皇，但其中常有宫人遭禁、后妃失宠之怨恨；王昭君被选入宫，倍受冷落，怀着幽怨之情嫁入匈奴的，带着归汉不得的怨恨，留坟于大漠之上。昭君墓本只有一个，此处却冠以“无穷”，显然词人说的是现在像王昭君那样命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被大明遗忘的怀国之士，只能流落他乡。当年昭君归汉不得，惟以琵琶诉恨。如今那些怀国之士恐怕也是杜鹃声声催归不来的，他们只能像昭君般，借琵琶抒发自己的怨恨了。
诗题中的“纵”字，不可轻易放过，表明了诗人游览的尽兴和满足。
起句平易流畅，直抒胸臆，诗人毫不掩饰对繁华的扬州城的赞叹。扬州城漫长的街道上，家家户户比肩而居，似乎并无特出之处。但打开想象，似乎摩肩接踵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各式各样的店铺，都一起涌到了眼帘。出语平淡，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次句出现了三个意象：月、桥、神仙。共同营造了扬州城傍晚的秀美繁华，首句主要是针对白天繁华的扬州城，而夜晚，却别有一番风味。每到傍晚，扬州城的娱乐场所竞相热闹起来，到处彩灯高挂，妓女们争奇斗艳、逞技献巧，或吟诗，或唱曲，或跳舞，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太平时光。天上的郎朗明月和华彩的人间灯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第三句“人生只合扬州死”，诗人笔锋一转，不写“生”而写“死”，如此美好的时光，诗人应该沉迷享乐还来不及，而诗人却想到“死”，初看似乎不近人情，细思方觉巧妙，其中寓含了诗人深深的眷念之情。诗人完全为扬州城的繁华所陶醉了，他已经舍不得离开这里，生的时候可以选择长居扬州，而死后也要葬在扬州。诗人以其设想之奇险而出人意料，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句诗是全篇中之警策。“死”被写得活色生香，将扬州城令人神往的美写到极致。诗人用死事入诗，且又是诗人现身说法，造成了极为传神的夸张效果。
第三句为扬州景物传神，第四句则只是第三句的具体补充。“禅智山光好墓田”，禅智寺本隋炀帝故宫，既是炀帝故宫，其山光水色之秀美，自可想见。故宫遗址而作好墓田，全然诗家口吻。细玩诗意，除极赞扬州风物这层意思外，对隋炀帝亦或略带微讽。
此诗用夸张而又细腻的笔法，盛赞了扬州优美的风光，抒发了对扬州的喜爱之情。诗人用笔出语惊人，以死事入诗，表明喜欢之深与热爱之切。除极赞扬州风物外，此诗对隋炀帝奢靡误国亦略带讥讽，其中隐寓了人事之沧桑变化，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鱼我所欲也》选自《孟子·告子上》，论述了孟子的一个重要主张：义重于生，当义和生不能两全时应该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自己做了坏事感到耻辱，别人做了坏事感到厌恶，这就是义；义是有道德的君子所必须遵循的正路。
孟子先用人们生活中熟知的具体事物打了一个比方：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珍爱的，义也是我所珍爱的，在两者不能同时得到的情况下，我宁愿舍弃生命而要义。孟子把生命比作鱼，把义比作熊掌，认为义比生命更珍贵就像熊掌比鱼更珍贵一样，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这个主张是全篇的中心论点。
孟子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舍生取义的意义。
其一，“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这几句论证说：生命是我珍爱的，但还有比生命更为我所珍爱的（指义），所以不能做苟且偷生的事；死亡是我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为我所厌恶的（指不义），所以有时对祸害（死亡）不愿躲避。这是从正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二，“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这几句论证说：如果没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惜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保全生命的手段哪样不能用呢!如果没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那么凡是可以用来避免祸患（死亡）的事情哪样不能做呢!言外之意是：这样下去，人们的行为不是会变得无所不为、卑鄙无耻了吗？这是从反面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该舍生取义。
其三，“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这几句论证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指不正当的手段）就可以保全生命，而有的人不愿意采用；通过这样的办法（指不正当的办法）就可以避免祸患（死亡），而有的人不愿意去干。所以，还有比生命更为人们所珍爱的（指义），还有比死亡更为人们所厌恶的（指不义）；不单是贤人有这种重义之心，而是人人都有，只是贤人没有丧失罢了。这是从客观事实论证义比生更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有人舍生取义。通过论证，文章开头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成立了。
为了使这种道理更令人信服，更容易被人接受，孟子接着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箪”是古代盛饭的圆形竹篮，“豆”是古代盛肉或其他食品的器皿，“呼尔”是大声呼喝着，“蹴尔”是用脚踢着。这几句说：只要得到一小筐饭、一小碗汤就可以保全生命，不能得到就要饿死，如果是轻蔑地呼喝着叫别人吃，哪怕是饥饿的过路人都不愿接受，如果是用脚踢着给别人吃，那就连乞丐都不屑要了。《礼记·檀弓》有一段故事与此相类似：“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人厌恶，所以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连无人认识的路人和贫困低贱的乞丐都能这样做，常人更不用说了。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人们把义看得比生更为珍贵，在二者不可兼得时就会舍生取义。
在孟子看来，“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人人都有这种重义之心，人人在生与义不可兼得之时都应舍生取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都是如此，有的人在穷困危急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别人侮辱性的施舍，而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却见利忘义。
文章第三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孟子指出，社会上确实存在“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有人不问合不合礼义而接受万钟俸禄呢，万钟俸禄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是为了住房的华丽、妻妾的侍奉、因为给了所认识的穷朋友以好处而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吗？华丽的住房也好，妻妾的侍奉也好，朋友的感激也好，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与生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的人当初宁肯饿死也不愿受侮，却为了这些身外之物而不顾廉耻，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认为这种人原来也有舍生取义之心，后来因为贪求利禄而丧失了。孟子警告说：“是亦不可以已乎？”这种“不辩礼义而受之”的可耻之事应该罢休了。
孟子本人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他不肯迁就，不肯趋附权势。他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曾经在齐国任客卿，后来因为与齐王的意见不合，便决定辞去齐卿回家，齐王托人挽留孟子，条件是准备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一座房子给孟子住，并送给孟子万钟粮食作为弟子们的生活费用，结果遭到孟子的严辞拒绝。（《公孙丑下》）可见，孟子在本篇中所说的“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是有所为而发的，表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性格和气概。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散文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生动活泼，充分体现了孟子大义凛然的个性，表现了孟子雄辩、善辩的才华。他喜欢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如：“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其次，为了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孟子喜欢使用比喻，本篇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其次，本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