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梅傍水茶牙。人那得、光阴似他。万种思量，百年倒断，付与残霞。
老梅傍水茶牙。人那得、光阴似他。万种思量，百年倒断，付与残霞。
苏轼此诗，谆谆嘱咐，劝勉有加，壮爱国之行色，见兄弟之亲情。
首联点题，写兄弟宦游四海，天各一方，已是常事，这次也不会因远别而悲伤落泪。苏轼兄弟情谊颇深，苏辙23岁前与兄住在一起，未曾一日分离。23岁进入仕途，从此宦游四方，会少离多。尽管如此，他们仍息息相关。苏轼一生屡遭贬谪，苏辙受累不怨。在“乌台诗案”中，苏辙宁肯舍弃官帽以营救其兄，感人至深。故《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辙此去，虽为远别，但暂作分离，一向乐观旷达的苏轼自然不作儿女之态。“那因远适更沾巾”化用王勃“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句意。
颔联劝勉。上句勉励苏辙不辞辛苦，其中的“驿骑”原指驿站快马．此代使臣；“凌风雪”写出了路途的艰辛。下句鼓励兄弟不辱使命，汉朝时匈奴自称天骄，以后用以代异族。凤是传说中的祥瑞之鸟；麟是传说中的仁德之兽，此以之代辙。既指子由之美德，更见国家之仁惠。这句是说．要让辽主认识你这仁德之国派出的使臣。既要不辱使命，更要不失大国风范。
颈联嘱咐。上句要子由身居沙漠，时时回望汴京的月亮，不要忘记故国。下句设想子由梦境，梦中的湖光山色应该是杭州的湖光山色。“时苏轼任职杭州，故有此语。
尾联望归。这里用李揆指子由，这不仅因为苏轼兄弟在当时的名位与声望，举世皆有所闻，而且以此告诫子由，出使北蕃，决不可追求盛名，须小心谨慎，安全而归。联系当时辽国每每扣押宋朝使臣的事实，苏轼的担心并非多余。用李揆故事，又以国家利益为重，实乃警精含蓄之语。
这首诗以送别为题，写出苏轼对子由出使辽国的复杂心理，一再劝勉，谆谆嘱咐，殷殷盼归。语言平实，自然流畅，属对工稳，用事精警。写寻常之题材，寄兄弟之亲情，明国家之大义，实乃苏诗中抒写爱国情怀之佳作。
在李清照的词中，“花”是出现得最多的意象。她笔下的花，不仅有人的情志，如“宠柳娇花”（《念奴娇·萧条庭院》），“梅心惊破”（《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而且有眉、腮，如“柳眼梅腮”（《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有肌骨，如“玉骨冰肌”（《瑞鹧鸪·双银杏》）；因而也有肥瘦，如“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菊花纤细，这里就用“揉损琼肌”来描写菊花的纤纤玉骨。然后进一步用四个历史人物来作类比反衬。贵妃醉脸，是对牡丹的比喻。李正封《咏牡丹》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玄宗认为可比杨妃醉酒（见《松窗杂录》）。作者通过铺杨贵妃、孙寿、韩令、徐娘等典故，来说明白菊既不似杨妃之富贵丰腴，更不似孙寿之妖娆作态。其香幽远，不似韩寿之香异味袭人；其色莹白，不似徐娘之白，傅粉争妍。她是屈子所餐，陶潜所采。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饮酒》之五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细赏此花，如对直臣高士，香淡风微，清芬酝藉，不减于酴釄。酴釄，即荼蘼花，花黄如酒，开于春末。
下片续写，用一“渐”字表示时间推移，秋阑菊悴。“雪清玉瘦”呼应“揉损琼肌”，紧扣白菊在风雨中挣扎自立从开到谢的神态。这里不说人对残菊的依恋，反说菊愁凝泪洒，依依惜别。用郑交甫“汉皋解佩”的典故，以班婕妤的“秋扇见捐”自喻。这两个典说的都是得而复失、爱而遭弃的失落、捐弃的悲哀。怅惘之情，融入朗月清风，浓烟暗雨之中，又通过这既清朗、又迷离的境界具象化。同时，它又暗示了，菊既不同流俗，就只能在此清幽高洁，又迷蒙暗淡之境中任芳姿憔悴。
词人不胜惜花、自惜之情，倒折出纵使怜爱之极，亦不能留花片时。情不能堪处，忽宕开作旷达语：只要人情自适其适，应时菊赏，且休忆他屈子忠贞，行吟泽畔；陶潜放逸，采菊东篱。
周王室虽然还不能如后世中央集权王朝那样对全国进行牢固有效的控制，但周王毕竟身为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诸侯们还是要对之尽臣下的职责；实质性者如发生兵事时的勤王，礼仪性者如祭祀时的助祭。这首诗的开头写的便是诸侯助祭的情况。
因后世有“肃穆”一词，往往容易导致诗中“肃肃”“穆穆”属同义或近义的误会。其实两词含义用来颇有区别。“肃肃”是说助祭诸侯态度之恭敬，不仅是对祭祀对象——当时周天子的已故祖先，而且是对居祭祀中心地位的周天子本人；“穆穆”则既表周天子祭祀的端庄态度，又表其形态的盛美与威严。这样理解，二词分别用于助祭者（诸侯）、主祭者（天子），方可谓恰如其分。而那些丰盛的祭品（广牡），或为天子自备，或为诸侯所献，在庄严的颂乐声中，由诸侯协助天子陈列供奉。一个祭典，既有丰盛的祭品，又囊括了当时的政治要人，可见其极为隆重。
《毛诗序》说，《周颂·雝》是“禘大祖（即后稷）”，但诗中明言所祭为“皇考”“烈考”，其说难通。朱熹《诗集传》认为“皇考”指文王，“孝子”是武王，其说近是。以武王之威德功勋，召诸侯或诸侯主动来助祭，不仅不难，而且势在必然。不过，这种有诸侯相助祭祀皇考的典仪虽然始自武王，武王之后也会沿用，如成王祭武王、康王祭成王都会采用《周颂·雝》所描写的诸侯助祭形式。这种形式，既表现周天子在诸侯中的权威，也表现诸侯的臣服，成为周王室政权巩固的标志。周王室自然乐于定期显示这一标志。至于后来周王室力量衰落，渐渐失去对诸侯的控制，乃至诸侯纷纷萌生觊觎九鼎之心，恐怕这种标志的显示便难乎为继了。
“天哉皇考”以下八句，是祈求已故父王保佑之辞，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宣哲维人，文武维后”，即臣贤君明，有此条件，自可国定邦安，政权巩固，使先人之灵放心无虞。二是“克昌厥后”，这与《周颂·烈文》《周颂·天作》中的“子孙保之”意义相似，对照钟鼎文中频频出现的“子子孙孙永保用”及后世秦始皇的希望其后代“万世而为君”，读者不能不对上古（后世亦同）国君强烈追求己姓政权的绵延留下深刻印象。与这一点相比，“燕及皇天”（即使是虔诚的）和“眉寿”“繁祉”只能是陪衬而已。
这首诗是父母同祭的，因此说“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但“文母”的陪衬地位也很明显，这又是父系社会的必然现象。以这样内容的两句结尾是周颂中唯一之例，透露出《周颂·雝》是祭祀后撤去祭品的乐歌的信息，并为诸多《诗经》注疏、研究者所公认。按理说，每一祭典都有撤去祭品这一程序，撤祭诗不会仅此一首，既然现 在《诗经》只收录了《周颂·雝》，可见《诗经》的整理删定者（旧说为孔子）认为它是其中最出色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