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雪》为题,但其立意不在吟咏雪景,而是借题发挥,表达了诗人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怒和不满,流露出诗人对广大贫苦人民的深刻同情。
瑞雪兆丰年。辛勤劳动的农民看到飘飘瑞雪而产生丰年的联想与期望,是很自然的。但眼下是在繁华的帝都长安,这“尽道丰年瑞”的声音就颇值得深思。“尽道”二字,语含讥讽。联系下文,可以揣知“尽道丰年瑞”者是和“贫者”不同的另一世界的人们。这些安居深院华屋、身袭蒙茸皮裘的达官显宦、富商大贾,在酒酣饭饱、围炉取暖、观赏一天风雪的时候,正异口同声地大发瑞雪兆丰年的议论,他们也许会自命是悲天悯人、关心民生疾苦的仁者呢!
正因为是此辈“尽道丰年瑞”,所以接下去的是冷冷的一问:“丰年事若何?”即使真的丰年,情况又怎样呢?这是反问,没有作答,也无须作答。“尽道丰年瑞”者自己心里清楚。唐代末叶,苛重的赋税和高额地租剥削,使农民无论丰歉都处于同样悲惨的境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山前有熟稻,紫穗袭人香。细获又精舂,粒粒如玉珰。持之纳于官,私室无仓箱”。这些诗句对“事若何”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但在这首诗里,不道破比道破更有艺术力量。它好象当头一闷棍,打得那些“尽道丰年瑞”者哑口无言。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两句不是顺着“丰年事若何”进一步抒感慨、发议论,而是回到开头提出的雪是否为瑞的问题上来。因为作者写这首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抒写对贫者虽处丰年仍不免冻馁的同情,而是向那些高谈丰年瑞者投一匕首。“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好象在一旁冷冷地提醒这些人:当你们享受着山珍海味,在高楼大厦中高谈瑞雪兆丰年时,恐怕早就忘记了这帝都长安有许许多多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露宿街头的“贫者”。他们盼不到“丰年瑞”所带来的好处,却会被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丰年瑞”所冻死。一夜风雪,明日长安街头会出现多少“冻死骨”啊!“为瑞不宜多”,仿佛轻描淡写,略作诙谐幽默之语,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着深沉的愤怒和炽烈的感情。平缓从容的语调和犀利透骨的揭露,冷隽的讽刺和深沉的愤怒在这里被和谐地结合起来了。
雪究竟是瑞兆,还是灾难,离开一定的前提条件,是很难辩论清楚的。诗人无意进行这样一场辩论。他感到憎恶和愤慨的是,那些饱暖无忧的达官贵人们,本与贫者没有任何共同感受、共同语言,却偏偏要装出一副对丰年最关心、对贫者最关切的面孔,因而他抓住“丰年瑞”这个话题,巧妙地作了一点反面文章,扯下了那些“仁者”的假面具,让他们的尊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雪》的可贵之处,不仅主题思想深刻,而且构思新颖,不同于历代咏雪诗中借咏而颂扬“皇家的瑞气”的俗套,另外,诗中对为富不仁者的讥刺之情也历历如绘,可触可感。开头“ 尽道丰年瑞 ”的“尽道”二字,语含讥讽;次句的反问,是诗人进一步给“尽道”者所出的一道难题。三四句虽然好似信笔点染,轻描淡写,但其中所包含的讥刺之情更加冰腾跃如,给人造成强烈的冷隽感。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争霸,野心家代不乏人。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之君的楚庄王,经过长期的争斗,凭借强大的武力吞并了周围的一些小国,自以为羽翼已丰,耀武扬威地陈兵于周天子的境内,询问九鼎大小轻重,试图取而代之。周大夫王孙满由楚庄王问鼎敏感地意识到他吞并天下的野心,就以享有天下“在德不在鼎”的妙论,摧挫打击了楚庄王的嚣张气焰。夏、商、周三代以九鼎为传国宝,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后世以“问鼎”比喻篡逆野心。
历史发展到鲁宣公的时候,周王的权杖早已失去昔日的威严,地处荒蛮的南楚日渐强大。于是,楚庄王出兵北伐伊川境内的陆浑之戎,顺势移兵洛邑,居然在周王室境内进行军事演习,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周定王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还不得不派自己的大夫王孙满去慰劳。见面后,楚庄王竟然连一句寒暄的话都没有,劈头盖脸就问鼎之大小轻重。这个楚庄王凭着自己的军事实力,飞扬跋扈,气势汹汹,蛮横无礼,蔑视周定王,对其欲取周室而代之的野心毫不掩饰。王孙满忠诚而睿智。他的回答从容不迫而隐含凌厉。全篇故事便在“霸”与“德”的矛盾中展开。两个人物的性格跃然纸上。王孙满的回答,从“德”、“天”二字入手。先从“德”字出发,以“德”抗“霸”,一语击破楚庄王的问鼎野心:“在德不在鼎。”立论如金石,坚不可摧。接下来,以夏、商、周的历史变迁为鉴,有根有据地讲述了鼎的来历和几易其主的过程,用以说明有德的君主才配有九鼎,才会拥有天下。由鼎的轻重引申到德的轻重,摧挫了楚庄王的嚣张气焰。“霸”而无“德”,你还不配问鼎。鼎随德迁,那么如今周德如何?还没等愚昧的楚庄王醒过神来,王孙满妙转机杼,又搬出个“天”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周王朝的命数是天定的,天命难违,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王孙满的答话,无一句直接指说楚庄王,却无一语不在谴责他,既狠击其心,又死封其口。条理严密,涵蓄有力,与楚庄王的凶蛮直率形成鲜明对比。
此词上片以倒装句式描绘暮春萧条的景色,抒写惜花惜春的情意,表达了作者慨叹美好年华逝去的惆怅情怀;下片抒写暮春伤逝念远的幽怨,以暮春纷飞的杨花不肯飞入权贵人家的画堂朱户,表达了作者不亲权贵的品格。全词情景交融,清新婉丽,曲折多致,笔法精妙,堪称伤春词中的佳作。
古来伤春愁秋的诗词多得不可胜数。这类被人嚼烂了的题材,却是历代不乏佳篇,非但不使人感到老一套,相反,永远有新鲜之感。王安国这首《清平乐》就是这样的好词。
词题为《春晚》,顾名思义是写残春景象。“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满地残红宫锦污,昨夜南园风雨。”作者一起笔就写由于“昨夜雨疏风骤”,南园已满地残红了。词人面对这万花凋谢的景象,自然不胜伤感。此时耳边传来了黄莺儿不停的啼唱,于是,他仿佛感觉到多情的莺儿也正为落花发愁,苦劝春天不要归去呢。“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好像词人叹息。写莺语的“费尽”,实是衬托出词人的失落感,因为花开花谢,春去秋来,是自然规律与莺儿无关。妙词人赋予禽鸟以人的感情,不直说自己无计留春之苦,而是借莺儿之口吐露此情,手法新巧而又饶有韵味。
此词交叉地写听觉与视觉的感受,从音响与色彩两个方面勾勒出一幅残败的暮春图画。开头从听莺声写起,转而便诉诸视觉。一夜风雨过后,园花凋谢,残红败蕊,满地飘零,狼藉不堪。百花盛开时,灿烂本如宫锦,可惜此时给糟塌得不成样子了!“满地残红”自是残春时节的典型景色,比之美好宫锦之被污损,词人痛惜之情可见。
下面又从视觉转到听觉上来:正当词人目睹这如花似锦的春天匆匆消逝,心中无限惆怅之时,仿佛从远处传来歌女小怜之辈弹奏琵琶的声音,“弦弦掩抑声声思”,那弦弦声声正是惜春惜花之情。小怜,即北齐后主高纬宠幸的冯淑妃,因她“慧黠能弹琵琶”,后代诗人常用以借指歌女。此词中“小怜初上琵琶”,是从李驾《冯小怜》诗“湾头见小怜,请上琵琶弦”句化出。这琶琶之声哀婉动人,当此即将逝去的春宵,有多少闺中佳人长夜不眠,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飞越千里关山,追寻天涯游子。这里,作者抒写的是由春天的匆匆归去而引起的年华虚度之感,隐隐寄托着一种美人迟暮、英雄末路的悲慨。
最后,词人写到眼前触目皆是的杨花——这一暮春特有的风光:只见那如雪的飞花飘扬,是那样的自由自在,可始终不肯飞入那权贵人家的画堂朱户。
这首词表达了词人伤春、惜春、慨叹美好年华逝去的情怀,寄寓了作者深沉的身世感慨。全词融情于景,写景中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写出了自己的性情与风骨,堪称一首出类拔萃的伤春词。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之一。封建贵族穷奢极欲,以一种病态的狂热度过醉生梦死的岁月,当时“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张华的这首《轻薄篇》,以铺叙的笔法酣畅淋漓地描写了骄代王公、末世贵族的淫逸生活。虽然,作品仍不免有“劝百讽一”之嫌,作者也流露出津津咀嚼之意,但对于后人认识那一时代的生活仍是有一定价值的。
诗的开头四句总提时代特征,这是一个病入膏肓的“末世”,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骄代”,这是一个患有结核病的社会,越是荒淫越是色红如花,越是负罪越是志意沉溺。这四句诗还点明了以下要展开描写的两个特征:一是“浮华”,二是“放逸”。
从“被服极纤丽”到“手中双莫邪”共十六句;写饮食服饰之奢华:绫罗丽服,珍馐嘉肴,文轩羽盖,宝车骏马,还有玳瑁簪、象牙鞭、金鑮履、莫邪剑,连僮仆也食不厌精,连婢妾也衣必锦绣,一片珠光宝气,一派纸醉金迷。以上突出“赀财”之“丰奢”。接下来六句,从“宾从焕络绎”到“朱门赫嵯峨”,写气势之不凡:宾客络绎,鱼贯而入;侍御盈门,喧呼而出,何等规模,何等排场。主人结交的都是头面人物:“金张”指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汉宣帝时的大官;“许史”指许伯与史高,都是汉宣帝时的外戚,诗中用以代指世家大族,皇亲国戚。再看房屋建筑:朱门沉沉,庭院深深,高楼巍峨,飞阁流丹,第宅座落在中心地带、贵族区内,面对着繁华大街、来往行人,更显出主人之地位。
以上写“财”、“气”。接下来十六句,从“苍梧竹叶青”到“展季犹咨嗟”写“酒”、“色”。“九酝”指久经酝酿,即陈年老窖。“宜城醝”、“竹叶青”都是古代美酒:醇醪在金钟中旋转,带着蛊惑感官的色泽与芳香,浮沫如蚁,溢出杯盘。觥筹交错,可以想见其鲸吞牛饮之态矣。以上写“对酒”“行觞”还只是略略点染,下文述“当歌”“征色”则不惜浓墨重采。献歌献舞的都是天下绝色,人间尤物;“齐赵”指齐都临淄,赵都邯郸,都是以女乐出名的地方。“西巴”指巴郡,其地之民亦以善舞著称,《后汉书·西南夷传》即有“夷歌巴舞”之说。“北里”之舞出荒淫好色之商纣,《史记·殷本纪》云:“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陵”也是女色歌舞、云雨恍惚之代名词,《史记·赵世家》云:“王游大陵,梦见楚女鼓琴而歌。”歌儿舞女,倾城倾国,歌声比古代名曲“激楚”还动听,舞姿比名倡阳阿还轻妙。五陵年少,膏梁子弟,眼花缭乱,一掷千金。这一部份写征歌逐舞的场景,作者洒开笔墨,汪洋姿肆地着意描绘,画面飞动,行文节奏疾速,一幕幕豪华场景旋转而过,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铺排用典又起到了加重笔触、在高潮处延宕往覆、令人回味再三的作用。但写到此,作者意犹未足,最后四句又以夸张的手法,从侧面来烘托歌舞“移人性情”的力量:墨子是主张“非乐”的;展季即柳下惠,是坐怀不乱、不为色动的真君子,但在如此“刺激”的歌舞面前,这两位老夫子也忍不住要停车欣赏,感叹咨嗟了。即此可见其“感人”之深。不仅是君子和苦行主义者受到诱惑,连没有情感的游鱼玄鹤也闻声而动了,或敛翅下降,或鼓鳍出水,可见,新声巧调不仅能“感”人,还能“动”物。
写罢“浮华”之状,再写“放逸”之态。《宋书·五行志》载:“晋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从“淳于前行酒”到“此欢难可过”十六句就是戏剧化、集中化地再现了这一种“放逸”的时代风气。“淳于”即淳于髡,滑稽而善饮;“雍门”指雍门周,善鼓琴而助人饮。有这样的清客与宴,三分酒量者也会十分豪饮。而主人又是十二分热情,好比西汉之陈遵(字孟公),每设宴必将客人之车辖投入井中,客人欲行不得,便只好拼得醉颜作长夜之饮。如此气氛,如此主客,举座便由微醺而沉醉,终于猖狂失态。其始也,酒色上睑,耳热眼花;继而举杯命酒、讨酒、催酒(“三雅”指伯雅、仲雅、季雅,皆酒爵名);其间,喧哗争吵,杯盘狼籍,提耳强灌,出乖露丑,不一而足;最终,男女混杂,放荡不羁,官帽歪戴,首饰堕落,猥亵淫乱之事自不待言。“绝缨”用楚庄王宴群臣事:楚庄王与群臣狎客滥饮,适殿上烛灭,有人乘机拉扯王后衣裳,欲行无礼。王后在黑暗中将那人冠缨扯断,以便追查问罪。谁知楚王唯恐扫兴,反而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将冠缨拉掉再点灯,以此遮掩那荒唐酒客,染指而不膻。既然“烝上”“犯主”尚不见怪(尤,责怪也),其它荒唐行为就更是“合理”“合法”的了。作者举此一端,其余荒淫之事就尽在不言中了。
从“人生若浮寄”到“礼防且切磋”,这结尾八句是从“理论”上探讨“浮华”“放逸”这一时代贵族病的成因,揭示了贵族子弟的颓废心理。生命有限,这不能激发起他们抓住时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成了他们醉生梦死、及时享乐的理由。在露水短促的存在中,他们看不到那曾有过的光彩夺目的片刻,他们唯一的启悟却是人生苦短,他们唯一的感慨是享受得还不够,因而要拼命加大享乐的强度。当然,这种享乐,并不能带来长久的欢乐,每当他们想到人生又少了一天,这时内心就更加空虚。空虚袭上心头,又再次以享乐来掩盖,如此恶性循环,终至不可救药。看来,腐败的不仅在于贵族的生活方式,更在于不可疗救的病态心理。假如没有任何限制,他们有可能从废人变为只知享乐的生物意义上的人,只是对“执法吏”还有所畏惧,他们才偶尔“切磋”起“礼防”问题。这结尾是一种劝戒,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讽刺。
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