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工之侨第一次献琴,琴虽好却遭到贬抑被退了回来。琴不仅是“良桐”所制,而且“金声而玉应”,材质、音质俱佳,因此制作者对它的评价是“天下之美”。虽然如此,这架琴经过太常寺主管人的手,又经优秀乐师们的鉴定,终被退回,而理由只有“弗古”二字。这样的理由是很可笑的。
工之侨第二次献琴,因为琴经过伪装,又是由贵人献上,竟得到极高的评价。文章比较详细地叙述工之侨伪装古琴的经过,先请漆工绘制“断纹”,再请刻字工匠刻上“古窾”,然后装在匣子里埋在地下,过了一年才拿出来。这说明工之侨把这件事做得很精心。献琴的方法也很巧妙,他不直接去献,而“抱以适市”,让别人重价买了去献,结果真的得到了极高的评价,成了“希世之珍”。
表面上看写的是琴的遭遇,实际上是写人。作者借工之侨伪造古琴试探索世风的机智,讽刺了元末一帮缺乏见识,不重真才实学而只重虚名的虚伪之人,其寓意是十分鲜明而深刻的。
文中“弗古,还之”与“世之珍也”的对比,很好地表现了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进一步讽刺了鼓励人们弄虚作假的封建统治者。人们不要一昧地追求新事物,被事物的外表所吸引,而不在乎事物的内在。
《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
这首词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他喝了闷酒,醉得有些近乎病态(“病酒”即醉酒,俗谓“醉酒如病”);黄莺鸟的叫声,本来是悦耳动听的,所以博得了“流莺”的雅号,杜甫也有“自在娇莺恰恰啼”的诗句。可是对这首词中的主人公来说,却只能“唤愁无限”,听得心烦,却又无法封住那流莺的嘴巴,真是无可奈何(“可奈”即“怎奈”、“无可奈”)!主人公的愁从何而来?细细想来,既不是源于病酒,也不是因为流莺。伤春?倒有些相似。你看,“又是一年,花惊寒食,柳认清明”,光阴荏苒,逝者如斯,转眼“又是一年”!春光如许,年复一年,时不我待,触景生情,感到时序惊心,慨叹流年暗换,从而“愁”上心头,“春愁过却病”,美其名曰“伤春”,有何不可?“伤春”一词,不知被古人用过多少次,其实,春本无可伤,可伤者往往是与春一样美好的事物。
总结一下古人的生活经验,春天的本身虽无可“伤”,但它却往往是人们感慨伤怀的诱发物。王昌龄《闺怨》诗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少妇本无愁,所以欢欢喜喜地打扮好。但她一旦登上了层楼,看到了那一派迎风飘舞的柳丝,于是愁从中来,——她想到了远在他乡“觅封侯”的“夫婿”。最好的春光,应该与自己的爱人共赏,一旦“共赏”不可得,便触景生情,对景怀人,这就是所谓“伤春”了。唐人还有这样的诗句:“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对于一个没有心事的人而言,黄莺的叫声是动听的,但是对思妇而言,它阻碍自己梦中到辽西与丈夫相会,所以不惜“打起黄莺儿”。看来,春天是一个怀人的季节,古人从这里选取题材,抒发感情,不知写下了多少诗词!黄简的这首词,也是这样。当他望尽天涯的层层翠巘,心中暗数着那根本数不清的“长亭短亭”,怀人之情油然而生,但天涯各一方,现实的现象不可能,绝望之下,只得象希望于梦中与家人相会。“天涯翠巘层层。是多少、长亭短亭”,是这首词中最关键的句子,也是读者理解和欣赏这首词的钥匙,况蕙风评说:“此等语非深于词不能道,所谓词心也。”(《蕙风词话》)“天涯”一句,是触景生情的诱发点。
上片的流莺、花柳,皆眼前身边之景,对于词境皆止于描述而没有开拓意义,“天涯”一句却既融入了上片诸景,又高瞻远瞩,意象博大,更重要的是它开拓出了“长亭短亭”一境,遂使全词豁然开朗,转出了一片新天地,这是一个成功的过片。“长亭短亭”句接踵“天涯”句而来,是词中主人公望尽天涯的直接所得,是揭示全词情感实质的关键处。“长亭”、“短亭”皆系行人休止之所,后来它就成了天涯羁旅、游子思归的象征。显然,这一句揭示了全词的抒情实质:乡关之思。读到这里,读者才能省悟到,上片所写的“病酒心情”以及流莺唤愁等等,都是主人公内心的乡关之思的外部流露,决不仅仅是因为春天即将逝去而感伤。结拍的“倦倚东风”三句,都是在思归而不能归的情况下的思想活动。实际上的“归”既不可能,只得寄希望于梦,在梦中“飞到”故乡的“银屏”,与亲人团聚,这自然是“好梦”了。虽是梦,也给人以希望和安慰。这三句把思归的心情作了更深一层的抒发。至此,全词所曲曲折折表达的思想感情,就凸现出来了。
作者黄简本是建安(今属福建)人,长期隐居于吴郡光福山,乡关之思,自然深切,至于能把这种感情抒写得如此婉曲缠绵,确实是“非深于词不能道”的。
黄简的词流传至今的,只有三首,皆精于修辞,如《眼儿媚》:“打窗风雨,逼帘烟月,种种关心。”《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炼字炼句的功夫十分到家,竟似“妙手偶得之”。这首词中,则有“花惊寒食,柳认清明”。这两句的妙处,首先是如况蕙风所说:“属对绝工”。这两句都是同样的“主谓宾”句式结构,花对柳,是植物性名词相对,“惊”和“认”两个动词相对,“寒食”和“清明”两个表节气的名词相对,分明而严整。富有感情色彩和动作表现力的“惊”字“认”字,把一春郁闷,不觉时光飞逝,见花柳而惊知寒食清明已至的情态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这两个极精当极富表现力的动词,不经几番锤炼,是无论如何得不到的,确实是这首词的“词眼”。乍见而“惊”,由“惊”而“认”,细细辨认之后,于是乎确认寒食清明已到,从而想到祖茔在焉的故乡,乡关之思油然而生,“泪眼问花花不语”的情态就出现了。作者选定寒食清明这种时节,也是不无考虑的。
如上所说,这是一个祭扫祖茔的时节,最容易勾起异乡人的乡关之思;同时,这也是一个“断魂”的时刻,往往是雾雨其蒙,雨痕,泪痕,冷冷清清。这种大家约定的、公认的气氛,对全词所要表达的那种比较低沉的乡关之思,自然起到一种烘托、浸染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匠意所在。当然,这首词的艺术精华,并不止于这两句(其整体结构上的匠心独妙之处,已略如上述),但这两句乃“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词眼”所在,确实为此词生色不少,因此也就获得了后人的格外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