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开元(713-741)后期,唐玄宗沉溺声色,奸佞专权,朝政日趋黑暗。为了规劝玄宗励精图治,张九龄曾撰《千秋金镜录》一部,专门论述前代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并将它作为对皇帝生日的寿礼进献给玄宗。唐玄宗心中不悦,加李林甫的谗谤、排挤,张九龄终于被贬为荆州长史。遭贬后,他曾作《感遇十二首》,运用比兴手法,表现其坚贞清高的品德,抒发自己遭受排挤的忧思。此篇为其第一首。
诗一开始,用整齐的偶句,突出了两种高雅的植物——春兰与秋桂。屈原《九歌·礼魂》中,有“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句。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其地多桂,即景生情,就地取材,把秋菊换成了秋桂,师古而不泥古。兰桂对举,兰举其叶,桂举其花,这是由于对偶句的关系,互文以见义,其实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指全株。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的意思,“葳蕤”两字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然有皎明洁净的感觉。“皎洁”两字,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诗的前四句说兰、桂这些“草木君子”只要逢时就会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兰叶在春风吹拂下“葳蕤”繁茂,桂花在仲秋明月的辉映下更显“皎洁”秀丽。春兰秋桂生意勃发,也给季节带来了荣耀,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这里既包含了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说明了时势造英雄,英雄壮时势的客观辩证法;也表达了真正的贤人志士只有在政治开明的时代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的思想,流露了自己对重新“遇时”的渴望。
诗的后四句从春兰秋桂芳香袭人的社会效果来委婉地说明自己行芳志洁并非为了求人赏识,以博取高名;象春兰秋桂的香气一样,它博得山林隐士的喜爱,只是客观效果而已;实际上,兰、桂散发芳香并非有意希求人们来折取它,欣赏它,而是纯粹出于它们的本性。“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芬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其中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张九龄就把这章中的“闻风”毫不费力地拉来用了,用得这样恰如其分,用得这样自然,用得这样使读者毫不觉得他在用典故,这也是值得一提的。“何求”二字用得斩截有力,它淋漓尽致地将诗人不肯廉价赢得美名的清高志趣给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以兰、桂自况,借兰桂之芳香比喻自己的高志美德,使人感到贴切自然,蕴含深厚,耐人寻味。
廖燕在1647年初至广州,为时一年。这一年十二月,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尚之信发动叛乱,三藩之乱起。数月之间,连陷辰州、沅州等地,据岭南六省。此时,斗争性质未明,廖燕寄予复明厚望。于是,在广州写了这首诗,时间当在1647年末,或1648年春。
此首咏萤名作,以其赋物工致妥帖且深寄亡国之恨,颇为诸家笺评者称美。
词的上片,以“萤”起笔,写萤的初生情境与情状,暗蕴词人对身世的慨叹。古入以为萤为腐草所化,“初化池塘草”,既据此说,又不拘泥于旧意,换“腐草”为“池塘草”,状写萤之初生环境,使人顿生池塘生春草之感。“碧痕”似一弯春草,又似初生绿萤,既状初生之草,又写初化之萤,萤草两碧,意象新颖秀美。且“碧痕”二字,冠于篇首,突出其强烈的视角色相之美,辅之以池塘春草温馨情境的渲染,延用“化”字的神态之妙,复加“初”字,遂将腐草所化的凡俗之萤描画得鲜活动人。次句“荧荧野光相趁”,描摹初化后的成萤飘忽原野荧光闪烁的情态。潘岳《萤火赋》云:“熠熠荧荧,若丹英之照葩。”“荧荧”二字,词人借其意义,言萤光之美;且此处更着以“野光相趁”,以“野”写光,视界扩大,并为“相趁”作铺垫。“相趁”二字,以人写物,言萤飞行原野,相互追逐,嬉戏无忧,细节选取真切,笔意明快传神,将小小生灵出落得活泼娇媚,可近可亲。此起首两句,既擒住题旨,又以光色点染意象,时空烘托情境,二者相融相生,颇切合萤之物象特征,又深蕴词人对萤之怜惜情感。同时,其词情笔意,又为后文写人事悲慨作张本。
接下来数句,场景多而转换快,词意逐层加深,皆承“野光相趁”而来,前三句,就萤的飞行,展开想像,切入人的时空。“扇薄星流”,化用杜牧“轻罗小扇扑流萤”(《秋夕》)句意,言萤光随宫女的轻罗小扇如星光般流动翻飞。“盘明露滴”,借用汉武帝铸铜托盘承露的典故,以盘中滴滴露光喻萤光闪烁。骆宾王《萤火赋》中有“知战场之飞磷”之句,王充《论衡》又有“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为磷”之语,“秋原飞磷”即囊括其意,写飞萤如同磷光鬼火般幽幻明灭。经此三层刻画,流萤之形象更为丰富多彩。且此三句当中,随萤之飞行时空忽而天街,忽而宫苑,又忽而战场,其中人物亦随之忽而宫女扑萤嬉戏,忽而汉武帝老迈气露,忽而兵士战死沙场,不仅词境由月凉秋爽变为阴霾森森,意象也由轻柔优美转为凄苦惨烈。凡此种种,又以“零落”二字点染,字里行间,隐隐流淌着盛衰兴亡的深沉悲慨,从而也直接引发了下文词人自伤身世的感叹。
“练裳暗近”一句化用杜甫《见萤光》诗“巫山秋夜萤光飞,疏帘巧人坐入衣”及《萤火》诗“时能点客衣”之意,写萤暗自飞近读书之人。紧接着“记穿柳生凉,度荷分暝”二句,追忆飞萤暗夜飞行的具体情形。此二句描绘,对仗工稳,错综有致,笔含情韵,且于句前以“记”字领起,既追上文萤飞,又收束想像,直接切入词人自身,诸多美景,已成记忆,记得深刻只能徒增眼前之怅惘。“误我”二句是词人对自身现实境遇的无限哀叹。《晋书》载车胤好学,囊萤夜读,后成就功名。词人一改俗套,反用其事说明自己纵使如车胤苦读诗书,志高博学,而功业成就之梦亦无凭准,难以实现,只落得个自误而已。
下片笔归写宋亡之现实,深寄了词人亡国遗民之恨。“楼阴”三句叙写词人见萤生恨,人萤并写,情随境转。接下来“汉苑飘苔”三句深蕴着无限凄楚的“幽恨”。刘禹锡《秋萤引》诗云:“汉陵秦苑遥苍苍,陈根腐叶秋萤光。夜空寂寥金气净,千门九陌飞悠扬。”言说当年汉陵秦苑,已变为苍凉废墟,冷寂之夜,惟有几点萤光飞来荡去,令人顿生千古兴衰之叹。此词三句显然本于此诗,但又不尽同于其诗,它不是一般感叹兴衰无常的泛泛咏史,也不是寻常穷达际遇的习惯叹婉。词人面对的是更为惨痛的历史巨变,他亲眼目睹了异族入侵,血洗中原,临安陷落,崖山败亡,词中这“汉苑秦陵”,加之以飘苔坠叶、点点萤光与漫漫长夜,正是宋亡之景的真切写照。其间深蕴的家国仇民族恨,也正是其“幽恨”所在。国破家亡,让词人不由得发出“千古凄凉不尽”的无限悲慨。
行文至此,似乎已然明了“幽恨”者为何,也自然为词人心灵痛楚而深切感动。但这尚不是词人“幽恨”的全部内涵,随着词人“何人为省”的一声突发诘问,“但隔水馀辉,傍林残影”,使其“幽恨”再翻一层波澜。“何人为省”,一是因其遗民之独特痛楚,至厚至深,难以为人理解;再则因势利人生,仓皇乱世,无人关心词人之“幽恨”。对词人而言,所幸者竟有这小小萤火“隔水”,“傍林”时时伴随,并以其“余晖”、“残影”,烛照我心,于史于人作一见证;所不幸者亦只有此小小萤火为词人知己。这声声诘问,重重“幽恨”,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限感慨,“已觉萧疏,更堪秋夜永”二句,以秋萤备感萧疏不堪、秋夜漫长寒冷难以忍受煎熬,暗寓词人之艰难处境。国灭家亡,秋夜漫漫,不见光明,前路茫茫,乱梦无准。结拍二句,上句总束前文“凄凉”景象,下句极写眼前悲怆心境,翻转作结,推进一层。其词笔命意,衰飒沉郁,细细味之,催人泪下。
王沂孙此词,咏萤而不滞于萤,拟人写萤,借萤托意,将萤之声情意志同词人今昔殊变的生活情境紧密结合。又兼词人大量化用典事,如同水中着盐,典化人篇,情词并茂,自然浑厚。基于此,词人寓时事家国幽恨与身世哀感于其中,使物、我,家国三者融为一体,萤、景、情诸层浑化无迹。无怪乎戈载《七家词选》评王沂孙之词有语云:“运意高远,吐韵妍和。”以此观之,可谓知人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