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句是说一只漂亮的画船系在岸边的柳树上,表现的是一个“等”字。“亭亭”多用来形容姑娘之苗条、靓丽,作者却用来描写船,可见作者的构思不同一般。“系”的后面省略了宾语,与刘禹锡的“只有垂杨绾别离”手法相同,且暗切题意,手法不同凡响。“春潭”化用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用笔老道,布局精巧。该句中没有正面写柳,但“系”字和诗题相照应,已暗示了所系之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因为“柳”谐“留”音,寓有惜别之意,因此,首联所展示的系舟杨柳岸的画面,恰是一幅春江送别图。
“直到行人酒半酣”以“直待”接续,回答了等的对象:行人,也就是将要离开家乡的人。在船将发未发之际,送行者和行人依依话别,做最后一刻的流连。珍重彼此的友谊,珍重这别离的时刻,送行的人殷勤劝酒,“直到行人酒半酣”,这里含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思。同时也表明,行人所以喝得半醉,一来是朋友情重,二来是为了排遣离忧。作者在上一句“亭亭画舸”停在水中这一特写背景下,创立了似乎是游春的场面,而下句转入离别,出现心理的反差,离别的黯然销魂的意况隐现在句中。这两句语言很含蓄,意思却很明白。这里不说人有情而怨别,却怪画船无情,无理而妙。
三四句作者直写离别。第三句在首句“点染的画船上做文章,说不管烟波浩渺,不管风风雨雨,行人终将离去,画船带走的只是离愁别恨。包含了送行者相留不住的怨情,也表现了行人欲留不能,不得不走的无奈,像是友人对行者的埋怨,又像是行者的自怨自艾,写得情意盎然。
最后一句“载将离恨过江南”将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使人分外感到离恨的深刻沉重,意象非常新奇。作者不写船带走行人,也不写行人的离恨,而是说船带走的是离恨,多了一层转折,加深了意境。同时把离愁悲恨这一抽象的情态想象成实在的物质,可以放在船上运走,就更为奇妙。此诗在新巧上做文章。作者把离愁别恨变成有分量的东西,可用船来载,在“愁”的分量上做文章,更加深切地表现了心中的凄苦,为人所称道。这一手法为后代诗人借鉴。好的比喻,好的意境,是不怕重复的。
《柳枝词》这一题目是后人加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所以写柳也多与叙别相联系。诗第一句中的“系”字,就包涵着杨柳。其实此诗中心不在咏柳,而在咏别。
如何把无形的别情直观可感地写出来,这首诗的构思有三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
二是移情于物。清人吴乔说此诗,“人自离别,却怨画舸”,似乎是这无情的画舸,在经过一段沉默难耐的等待之后,只等行人上了船,便毫不迟疑地把人载向江南。人情无奈,迁怨于物,如此言情,深婉蕴藉。
三是“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七绝诗通常分为两节,前两句与后两句间有一个转折,而此诗一气而下,使我们直觉得相别之干脆、舟行之飞速,不容人有丝毫的缠绵悱恻,有力地烘托出浓重的怨别之意。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根据胡长青的说法,把此诗理解为赞美男子的诗应更为切合诗旨。他说,因为《诗经》所产生的时代,属于父系社会,男子早已享有无上的权威,这时期的生殖崇拜是以男性为主题的,称赞子孙众多,是对男性生殖能力的颂扬。把生育单纯地归之于妇女,囿于现代的认识习惯,不免惑于事物的表象了。再考察一下诗的本身,通观全篇,并不存在一处描写妇女某种特征的字句,况且“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不是描绘妇女的词语。如果与《卫风·硕人》对妇女身材的描写相对照,更可明了二者的区别。
此诗首先以兴的手法,抒写景物之美。粗大虬曲的花椒树,枝叶繁茂,碧绿的枝头,结着一串串鲜红的花椒子,阵阵清香,随风飘动,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采摘下来,足有满满的一升。接着,以此为铺垫,以椒喻人,赞美那个高大健壮的男子,人丁兴旺,子孙像花椒树上结满的果实那样众多。比喻新奇、妥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后两句又回到了对花椒的抒写上,但因有了中间比喻部分的过渡,已不同于前两句的单纯起兴,而是比兴合一,人椒互化,前后呼应,对人物的赞美进一步深化,含蕴隽永,有余音袅袅之感。而语尾助词“且”的连用,更是增强了情感的抒发,企慕之意,可谓一往情深。
此诗的第二章几乎是第一章的再现,只是调换了两个字,这种复沓的修辞手法,通过对某种事物的反复吟诵,可以收到一唱三叹、情意深致的艺术效果。此诗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成功地运用了比兴的艺术手法,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比兴的运用,不但使诗的开篇较为自然,没有突兀感;而且以人所共知的美好事物喻人,较含蓄通俗地表现出被赞美主体的品性内涵,易于为人理解、认同。这在《诗经》中运用得极为广泛,“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王逸《楚辞章》),也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所普遍接受。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上邪”犹言“天哪” ,“相知”即相亲相爱。此句说:“天哪!我要和君相爱,让我们的感情永久不破裂,不衰减。”为了证实她的矢志不渝,她接连 举五种自然界的不可能出现的变异,“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意思是:要想背叛我们的誓言,除非出现山平了,江水干了,冬日里雷雨阵阵,夏天里大雪纷纷,天与地合而为一!。女主人公充分发挥她的想象力,一件比一件想得离奇,一桩比一桩令人难以思议。到“天地合”时,她的想象已经失去控制,漫无边际地想到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环境都不复存在了。这种缺乏理智、夸张怪诞的奇想,是这位痴情女子表示爱情的特殊形式。而这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都被抒情女主人公当作“与君绝”的条件,无异于说“与君绝”是绝对不可能的。结果呢?只有自己和“君”永远地相爱下去。
全诗写情不加点缀铺排。“上邪”三句,笔势突兀,气势不凡,指天发誓,直吐真言,既见情之炽烈,又透出压抑已久的郁愤。“长命无绝衰”五字,铿锵有力,于坚定之中充满忠贞之意。一个“欲” 字,把不堪礼教束缚,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女性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此三句虽未进行形象刻画,但一个情真志坚,忠贞刚烈的女子形象已清晰地站在读者面前。
清代王先谦说:“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这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可以说是绝唱之作。诗中女主人公以誓言的形式剖白内心,以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反证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确实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诗短情长,撼人心魄。正如胡应麟所说:“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
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评此诗说:“首三,正说,意言已尽,后五,反面竭力申说。如此,然后敢绝,是终不可绝也。迭用五事,两就地维说,两就天时说,直说到天地混合,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奇笔横。”可谓句句在理。
从艺术上看,《上邪》的抒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间的爱情欲火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气势雄放,激情逼人。读《上邪》,仿佛可以透过明快的诗句,倾听到女子急促的呼吸之声。《上邪》是一首用热血乃至生命铸就的爱情篇章,其语言句式短长错杂,随情而布。音节短促缓急,字句跌宕起伏。
《上邪》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明显地受到它的启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不仅对坚贞专一的爱情幸福的追求是如出一辙的,并且连续用多种不可能来说明一种不可能的艺术构思也是完全相同的。
记写当时四川民俗,每当春季,民间男女相聚会,联翩起舞,相互对歌的热烈场景。全诗四句,主要在勾勒一种狂欢的场面和气氛。第一句写歌,第二句写舞,第三句写歌停舞散,第四句却从侧面含蓄地补足写出歌舞场面的热烈。
首句的“新词”,表示当时那些歌男舞女所唱的歌子,都是即兴抒怀、脱口而出的新曲,悠扬宛转,十分悦耳动听,并一递一句接连不歇。这句虽用平述记叙的语气,却寄寓着作者对民间男女的无上智慧和艺术才能的赞赏与称颂。第二句用“振袖倾鬟”来写他们的舞姿情态,活现出当时那些跳舞者热烈的情绪和狂欢的情景。“月落乌啼云雨散”是说他们歌舞竟夜,直至天明。从意思上讲,狂欢之夜的情景已经写完,但作者又用“游童陌上拾花钿”一语,对狂欢之夜做了无声的渲染。次日,游童们沿路去拾取女郎遗落的花钿(女子的首饰),花钿遗落满地而不觉,可知当时歌舞女子是如何沉浸在歌舞狂欢之中。这种从侧面的、启人想象的写法,其含意的丰富和情味的悠长,更胜于正面的描写。这可联想到画家齐白石在艺术构思上的一个故事,一次,齐白石画“蛙声十里出山泉”诗意,但画家在画面上并没有画蛙,而是用一股山泉,几个蝌蚪来表现,从而调动人们的想象,使人联想到“蛙声十里”的喧嚣情景。艺术巨匠们的构思,常常是出人意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