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失志不遇的悲哀,莫过于年华蹉跎而志业无成,乃至无望。如果认定无望,反而转向超脱,看破红尘。在封建士人中,多数是明知无望,却仍抱希望,依旧奔波仕途,甘受沦落苦楚。李益这诗即作是想,怀此情。
第二天立秋,第一天照镜子,不言而喻,有悲秋的意味。诗人看见自己两鬓花白如雪,苍老了。但他不惊不悲,而是平静淡漠,甚至有点调侃自嘲。镜中的面容,毕竟只表现过去的经历,是已知的体验。他觉得自己活着,这就够了,身外一切往事都可以一笔勾销,无须多想,不必烦恼,就让它留在镜子里。但是,镜外的诗人要面对第二天,走向前途,不知该怎么办。他觉得后一天恰同前一日。过去无成而无得,将来正可无求而无失。何况时光无情,次日立秋,秋风一起,万物凋零,自己的命运也如此,不容超脱,无从选择,只有在此华发之年,怀着一颗被失望凉却的心,去面对肃杀的秋风,接受凋零的前途。这自觉的无望,使他从悲哀而淡漠,变得异常冷静而清醒,虽未绝望,却趋无谓,置一生辛酸于身外,有无限苦涩在言表。这就是此诗中诗人的情怀。
诗题“立秋前一日”点明写作日期,而主要用以表示此诗的比兴寓意在悲秋。“览镜”,取喻镜鉴,顾往瞻来。前二句概括失志的过去,是顾往;后二句抒写无望的未来,是瞻来。首句,实则已把身世感慨说尽,然后以“在镜中”、“两鬓雪”、“对秋风”这些具体形象以实喻虚,来表达那一言难尽的的遭遇和前途。这些比喻,既明白,又含蓄不尽,使全篇既有实感,又富意趣,浑然一体,一气呵成。
高适素以边塞诗人著称,诗风浑厚雄放,这首《除夜作》却诗风平易自然,全诗没有一句生僻字句和华丽词藻,也没有塞外风景和异城奇观,都是浅近的口语,表达除夕夜的平常感受;却将他乡游子真实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感人肺腑。
“旅馆寒灯独不眠”,诗的首句所包涵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启人联想,点明作者在除夕仍羁旅天涯,可以想见,诗人眼看着外面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欢聚一堂,而自己却远离家人,身居客舍。两相对照,不觉触景生情,连眼前那盏散发光和热的灯,竟也变得“寒”气逼人了。“寒灯”二字,渲染了旅馆的清冷和诗人内心的孤寂。除夕之夜寒灯只影自然难于入眠,而“独不眠”自然又会想到一家团 聚,其乐融融的守岁的景象,那更是让人心情悲凉。因此这一句看上去是写眼前景、眼前事,但是却处处从反面扣紧诗题,创造出一个孤寂清冷的意境。
第二句“客心何事转凄然”,这是一个转承的句子,用提问的形式将思想感情更明朗化,因身在客中,故称“客”。诗中问道:“是什么使得客人心里面变得凄凉悲伤?”原因就是他身处除夕之夜。晚上那一片浓厚的除夕气氛,把诗人包围在寒灯只影的客舍之中,他的孤寂凄然之感便油然而生了。此句中“转凄然”三个字写出了在除夕之夜,作者单身一人的孤苦;对千里之外故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时光流逝之快的感叹。
“故乡今夜思千里。”“故乡”,是借指故乡的亲人;“千里”,借指千里之外的诗人自己。意思是说:“故乡的亲人在这个除夕之夜定是在想念着千里之外的我,想着我今夜不知落在何处,想着我一个人如何度过今晚。”其实,这也正是“千里思故乡”的一种表现。诗人并没有直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而是表达的更加含蓄委婉。
“霜鬓明朝又一年”,“今夜”是除夕,所以明朝又是一年了,由旧的一年又将“思”到新的一年,这漫漫无边的思念之苦,又要在霜鬓增添新的白发。沈德潜说:“作故乡亲友思千里外人,愈有意味”。(《唐诗别裁》)之所以“愈有意味”,就是诗人巧妙地运用“对写法”,将深挚的情思抒发得更为曲折含蕴。这三、四两句是对一、二两句的回答说明“独不眠”和“转凄然”的原因一是思乡心切,二是伤老大无成,岁月无情。
明代胡应麟认为,绝句“对结者须意尽。如……高达夫‘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添著一语不得乃可”(《诗薮·内编》卷六)。所谓“意尽”,是指诗意的完整;所谓“添著一语不得”,也就是指语言的精炼。“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正是把双方思之久、思之深、思之苦,集中地通过除夕之夜抒写出来了,完满地表现了诗的主题思想。因此,就这首诗的高度概括和精炼含蓄的特色而言,已经收到了“意尽”和“添著一语不得”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篇纪行赋。此赋作者对滟滪堆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了哲学家、政治家的眼光。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文风。
这篇赋写得很有特色。赋前有一篇小序。一般这种性质的小序,都会交代写作的缘起,但苏轼为文,颇为不拘常格。他直接从议论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世以瞿塘峡口灩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於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於斯人者。”然后说明“有功斯人”的原因。序中的内容与赋的意思基本一致,内容几乎是重复的。序是平直的表白,赋是华彩的铺张。
此赋共分三段,行文层层深入。第一段,先从大处落笔,讨论水的特点。“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水有质而无形,其千变万化,掀腾勃怒,使“万夫不敢前”,而水是至信的,是有规律的,只有懂得它的规律,才能使它“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在这段里,作者认为水有这么几个特点:水是“天下之至信者”,是世间万物中最讲信用、最守常规的;水可以测量,但它“不自为形”,自己没有自己的形态,而是“因物以赋形”,它的形态随着承受它的量具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观点很显然来自道家;因为这个原因,水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有常规可循,言外之意,你不能把握水,但你可以把握盛水的单位。接着,作者来了一个总结:当水腾跃发怒的时候,即使是万夫也不敢到它前面去,但遇到像大禹那样掌握了它的规律的圣人,它又显得极为驯服。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出他要讨论的中心——崔嵬的滟滪堆存在的价值。
第二段是此赋的重心。作者先极力地描写蜀江的浩瀚,蜀江在作者的笔下如同楚天风雨,挟势而来,锐不可当,骄逞恣肆。江水在入峡谷之前,一路狂奔,都没有遇到阻隔,弥漫浩瀚,横流奔放在广阔的平原上。当它到达逼仄狭窄的峡口,猛遇障碍,不可一世的它显得极为暴怒,于是使出浑身解数与之争斗,结果却失败了。于是,精疲力竭的蜀江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一改骄狂的态势,“安行而不敢怒”,滔滔汩汩地流入了峡口。作者以如椽之笔,寥寥数语,写出了蜀江的气势:“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蜀江远来兮,浩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又用巧妙的比喻,写出蜀江与滟滪堆之战:“而战乎滟滪堆之下,喧豗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奔腾而来,骄不可摧的蜀江终被灩滪堆驯服,最终“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蜀江水流崄悍可畏,幸而有滟滪堆,减缓流速。这就是滟滪堆的功劳所在。
第三段是作者的结语,从对蜀江遇峡的观察中,他感悟出了“有以安而生变”“有以用危而求安”的人生哲理。并且说,倘若领会了这个意思,并将其推广运用,也就可以了解事物的必然规律。这是在告诉读者,同时也是在告诫自己。“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在这里,作者将世间万物的运行分为两种:一种原来一直是平稳的,但运行发生突变;另一种,开始行进在风险中,越过这样的风险以后走向了安宁。就如人生,有人一帆风顺地起来,体会不到世态的险恶,倘若忽然遇到波浪,那么,人生将会发生极大的扭曲和转折,这样的扭曲和转折对于毫无准备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有的人,一路坎坷,他却不逃避,不退缩,披荆斩棘,一直向前,终会走上坦途。
苏轼为文,继承了先秦诸子中庄子的特色。气势恢弘,如同长江大河般雄浑壮阔。此篇对于他来说虽是小文,但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小序中的“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只此一句,便令人想见蜀江的宽阔和浩大。正文中的“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也有同样的效果。
苏轼无论是为文还是作诗,都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在此赋中,“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兮”,“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就是用了拟人。前一句写水能像人一样听命,表现出其柔顺的一面;后一句更是将水比作一个骄横狂暴的得志之士,联系后文的人生哲理来看,极为贴切形象。而这篇赋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江水与岩石的搏斗几句,作者更是将这种手法用到了极致。他将这场争斗生动地比作是一场战争。说江水西来,如同不可阻遏的“万骑”,碰到滟滪堆,就像遇到了个座当道的孤城;于是,拿出“钩援”“临冲”这样的攻城工具,舍命攻取,但这座城却太过坚固,最后“万骑”的弓箭也用光了,利剑也断折了,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用写战争的语句来表现这场水与石的战斗,写得极为酣畅淋漓,极具表现力和震撼力。
这篇文章语言平易,少用典故,融议论于写景,使说理形象化,是其艺术上的重要特点。虽然历来不受重视,但无论是其立意,还是其写法,都有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