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两悠悠，岁月闲中老。极目烟波万顷愁，此意谁知道。
身世两悠悠，岁月闲中老。极目烟波万顷愁，此意谁知道。
桃花坞里，金阊遗迹足千秋。风流才子唐伯虎，从小便有着非凡的才气，在绘画、诗文方面都有优秀的造诣。弘治十一年，中解元，才华横溢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进士之路。偏偏造化弄人，弘治十二年，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坐罪入狱。遭此打击的唐寅，坚决不再做官，回到家乡，靠卖画维持生活。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前二句一连用了四个“不”，写诗人在摒弃功名利禄之后的有所不为。“不炼金丹不坐禅”，即不学道，不求佛。唐伯虎是一个不肯趋炎附势，但又并不放弃世俗生活快乐的漂泊者，读者对他“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的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不妨批判，但对其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那点精神是应予肯定的。“不炼金丹不坐禅”，大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意味。“不为商贾不耕田”，则是不事人间产业。“不为商贾”是不屑为；“不耕田”是不能为，即孔夫子所谓“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也。四个“不”一气贯注。语极痛快干脆。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伯虎可以自居的头衔是画家，其画与祝允明、文徵明齐名。他不慕荣华，不耻贫贱，以鬻文卖画、自食其力为荣。“闲来写就青山卖”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这是从事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应有的豪言壮语，能“写青山”而“卖”之，自有可参造化之笔，此为实话，亦自负语。假清高的人往往以卖画讨润笔为可羞，殊不知这是卖知识产权，和写文章“拿稿酬”一样的天经地义。所以作者敢于大呼：“谁来买我画中山！”这样挣来的钱花着舒心。由此，诗人又反跌一意：“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一笔尤其显得豪迈。一竹竿打一船人，一切的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偷盗抢劫、诈骗赌博……而获得的非法收入，得之即“造孽”，花之亦“造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此句足使人深长思之。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心中淡泊名利、专事自由读书卖画生涯之志。诗中平铺直述，开门见山不仅表明出唐寅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还反映出他那不羁的性格。
这首词是一首玩赏风景作品，但由于融进了感叹国家兴亡的内容，从而使它的认识意义和审美意义骤然加重。全词景象大开大变，但由于描写有序、布局有致，又有“玩月”二字贯穿其间，加上词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提纲挈领，所以，全词结构仍显得很严谨。
全词共分三部分。上片起首两句为第一部分，先总写月照澄江、水映长空的雄伟景观。上句由月而及江，下句由江而及月，勾勒出一幅月光水色交相辉映的壮丽图景。用“辗”字而不用“照”字，是因为“辗”字有转动的意思，用在这里，不仅与“冰轮”搭衬得当，而且，还给人以运动感，仿佛看到了倒映在江水中的皓皓月轮，正随着江水的流动而缓缓移动。“隐”字可谓一字传神，写出了月光无声地射照江水的韵致。而“寒”字，既与上句的“冰轮”相绾合，又暗伏下片的“秋色”。这两句的江月传神写照，境界阔大，景象宛然。
从“危阑”句到下片的“又疑是”句是第二部分，写秋月照耀下的江乡景色。“危阑”句承上启下，顺笔交代一下“溪堂玩月”的感受，词人完全陶醉在这画图般的景色之中了。“危阑”，照应了题面中的“溪堂”二字，说明“玩月”的所在是临江的楼台。“醉倚”，写出了作者凭栏玩月赏景的情态，但“醉”字不一定是“酒醉”的“醉”，而是“陶醉”的“醉”，著此一字就把词人彼时的心态也写出来了。词人自我形象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这幅秋江月夜图的内容，也使它显得更有情趣。接下来“隔烟村”数句，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人如画”的“画”作了具体的描绘。“隔烟村”句从听觉的角度写渔舟夜归。词人只是凭栏所闻，而且又因隔着烟霭迷蒙的江村，不辨渔舟从光而来，归向光处，故云“光处鸣榔”。“乌鹊”三句从视觉的角度着墨，写了三种事物的三种表现：乌鹊倦于栖息，鱼龙惊而跃起，只有北斗星默默地挂在垂杨梢头。至于乌鹊光以“倦栖”，鱼龙又光以“惊起”，是因为月光明亮，还是因为渔舟鸣桹，词人没说，也不必说，光况“倦”、“惊”云云，本来就包含着想象的成分，带上了词人的主观感觉。这三句虽然都从局部着墨，但布局得宜，很有层次，而且静中有动，使这幅“画”显得更有生意。
过片继续写景。换头两句又从整体上勾勒一笔，为上片所写之景描绘出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加瑰伟壮丽：芦花千顷，江水迷茫，渺无天际的秋色笼罩着整个江乡。芦花是江乡秋色中最富代表性的景物之一，写芦花便突出了江乡的特点。而云“千顷”，则极言辽阔无垠，并非确指。至于“水微茫”，这一则是月光水色交相辉映，二则也因为芦花纷纷扬扬，所以远远看去，便有了朦朦胧胧的感觉。
下片“楼台”两句与上片“危阑”句遥相呼应，把镜头拉到自己的身边来，进一步抒写凭栏“玩月”的感受。词人伫立江楼，看到秋江月夜下的清丽景象，恍若梦游仙境，又仿佛置身于洛水之滨，湘水之畔。这里“洛浦潇湘”合而用之，不仅突出了江乡之美，给词人描绘的这幅秋江月夜图涂上了一层神奇色彩，同时也强化了词人的览物之情，流露出词人对江乡的热爱之忱。
结拍三句为第三部分，景象陡然一变，情调转入悲凉，寄寓了词人的国家兴亡之感。“风露”句极写寒气浓重，浩然莫御。“山河”句和篇首“冰轮斜辗”遥相呼应，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景象的变化和词人“溪堂玩月”之久。但既云“山河影转”，境界就更为开阔，整个空间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着，而不仅仅局限于“溪堂”和“江乡”，它分明织进了词人的想象。这两句全为结拍一句蓄势。“今古”句是全词的结穴所在，也是作者“溪堂玩月”的最后感触所在。从古到今，明月无殊，普照人间。词人这种“今古照凄凉”的感受首先是从严酷的现实而来。半壁江山落于金人之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不仅不思恢复，还对主张和坚持抗金的人进行压制迫害，使他们“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词人自己的抗金方略，不但未被采纳、不被理解，反遭陷害。此时，词人登上江楼，看到雄伟壮丽的秋江月夜景色，自然要引起他的无限感慨。词人还想到了“古”，想到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南北分裂局面，故云“今古照凄凉”。“山河影转”句已自隐寓着江山易主之感，最后再以“今古”句一结，就和盘托出了作者感时伤景的悲凉情怀，使全词意韵和格调为之一变，带上一层浓重的悲古伤今、感叹兴亡的色彩。这样就使词从词人赏玩风景的情事范围开拓出去，具有了更多的内容，提高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内涵。总观结拍三句，气象恢宏，意境雄浑，声情悲壮，含义深远。
陈亮所作的词的风格并非单一，于豪迈奔放之外还有幽雅秀丽的一面，而这首词则又另具风韵，远非豪迈奔放和幽雅秀丽所能概括。这首词的内容如题，通篇描绘秋江月夜的瑰丽景象，只在词的结尾处才透露出作者感时伤怀的悲凉情怀。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在一个初秋的阴天，作者登上了江边的一个小阁，仰望初秋的天空看见迷蒙的云气还没有浓结到要化成雨点的样子，俯视下面可以看到江水和沙渚，境界是开阔的，并带着些静漠与冷清。作者只轻轻地把它描写成“小阁倚秋空，下临江渚，漠漠孤云未成雨”，概括了登高之事和周围环境，并描写视觉中景物，运化周邦彦《感皇恩》“小阁倚晴空”的词句，王勃《滕王阁》“滕王高阁临江渚”的诗句。“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接着是写听觉，并由此引出作者的联想。雁是“新雁”，知秋是“新秋”；云是“孤”云，雁只“数”声，“数”字中也反映出主客观的孤独意象的两相契合。
长安这个汉唐故都，是华夏强盛的象征，也是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之地。陆游急切地盼望南宋统治者能从金人手里收复长安；他从军南郑，时时遥望长安，寄托其收复故国山河的思想感情。他向宣抚使王炎建议：“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诗文中写到想念长安的也很多，如《闻虏乱有感》的“有时登高望跾杜，悲歌仰天泪如雨”，《东楼集序》的“北游山南，凭高望跾、万年诸山，思一醉曲江、渼陂之间，其势无由，往往悲歌流涕”，这样的词句很多，可见其感触之深且痛，因此经常地提及。古人写闻雁和长安联系的，除陆诗外，还有许多如杜牧《秋浦道中》的“为问寒沙新雁到，来时为下杜陵无”，于邺《秋夕闻雁》的“忽闻凉雁至，为报杜陵秋”，只是一般的去国怀都之感。作者写的，如《秋晚登城北门》的“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这些是和关心收复长安的信息是有关的词中写闻新雁而回头看不到长安，也是感叹收复长安的好消息的不能到来。“壮心空万里，人谁许！”空有从军万里的壮怀，而无人相许（即无人赏识、信任的意思），申明“回首”句的含意，这里的描写从含蓄的寄概到激昂的抒情，体现了作者写作的特点从作者的诗词风格看，他是比较习惯于采用后一种写法的；在这一首词中，他极力抑制激情，却较多地采用前一种写法。
过片用了“黄阁紫枢，筑坛开府，莫怕功名欠人做。”黄阁、紫枢，指代宰相和枢密使，是宋代最高文武官吏。黄阁，宰相官署，卫宏《汉官旧仪》：“丞相听事阁曰黄阁”；宋代的戎服多用紫色，故以紫枢指枢密院。筑坛，用了汉高祖设坛场拜韩信为大将的典故；开府是开幕府，置僚属，在宋代，高级行政区的军政长官有此种权力。第一、二句指为将相，第三句说不怕这种职位无人可当，意即用不着自己怀抱壮志与准备担当大任。陆游并不热衷于当高官，但却始终抱着为效忠国家而建立功名的壮志。他曾向往于这种功名，他的《金错刀行》诗说：“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书怀》诗说：“老死已无日，功名犹自期。清笳太行路，何日出王师？”他这三句词，说得很平淡，很坦然，但他不会真的会这样轻易放弃自己的壮志、相信一般的将相也能够担负恢复祖国统一大业的重任。他的热情性格和当时冷酷的现实使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的自慰之辞，只不过是愤激的反语罢了而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曲折、更为深沉的感慨。是从“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汉宫春》）的乐观，到“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的绝望过程中的感慨。
“如今熟计，只有故乡归路。石帆山脚下，菱三亩。”这里说的是现在再三思忖只有辞官东归，回到故乡山阴的石帆山下，去种三亩菱为生。这是积极的理想找不到出路，被迫要作消极的归隐之计，经过一番思考，连归隐后的生活都作了具体的设想，所以最后出现一个江南水乡的图景。痛苦的心情融化于优美的自然景物，表面上是景美而情淡，实际上是闲淡中抑制着内心的愤激，深藏着内心的痛苦。
这是陆游的一首要用归隐的办法来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词作，情景结合，看似很矛盾但解决得比较圆满，作者的心情在这首词中表现得比较闲淡。深入体会，仍然透露出理想对现实的尖锐冲突和强烈抗议，所以意境是曲折的，感慨是深沉的。
野外的村庄，当春天时，最抢眼的是桃红柳绿、碧草绵绵，诗人就从桃花入手，说桃花盛开，绿草上笼罩着一片雾气，望不到边，在夕阳的余晖中，乌鸦喧闹着。桃花盛开本是一幅很鲜明的画面，显示出勃勃的春的生机，但诗加上“无主”二字，就平添了凄凉与伤惨；而春草笼烟展示的也是万物繁昌的景象，加上“茫茫”二字，隐隐在说，这里的耕地都长满了野草，一片荒凉，末缀上乌鸦这一不吉祥的鸟，不啻在告诉人们，这里已经没有人烟了。诗人匠心独运，把极热闹奋发的春天写得极不堪，不写兵荒马乱，兵荒马乱已经包括了进去。
三、四句承上而来。一、二句写景，通过无主的花卉及无人耕种的荒田、盘旋的乌鸦，点出了背景后的人都已被杀尽逃光了，三、四句就更深一层写，说到处都是毁坏了的矮墙围着废井，这儿原来都住有人家。这两句呼应题目“淮村兵后”，把景物从大背景中拉回，定格在“村”上，具体写时则混写一句，以住家的破败来囊括兵后一切。家成了败垣废井，屋子自然无存，人就更不用说了。
“小桃无主自开花”，桃花不识人间悲苦，花开依旧。这早春的艳阳景色，倍增兵后的凄凉。烟草茫茫，晚鸦聒噪，兵后逃亡，人烟稀少，为后面两句点题的诗蓄势。“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这两句是诗的主旨。本来，这里原是人们聚居的地方，可现在只留下了残垣故井，一切都已荡然无存了。这首短短的绝句，为兵后荒村，画出了最典型的图景。
井是聚居的重要标志。有井处，方有人家。干戈寥落，家园破败，最难移易的是井，最难毁损的是井，井是逝去生活的不移见证。因此，井最能触动怀旧的心理。历来诗人对故宅荒芜、沧桑变迁，多有以井为题材的描写。唐·佚名《过故宅》：“草深斜径灭，水尽曲池空。林中送明月，是处来春风。惟余一故井，尚夹两株桐。”韦应物：“废井没荒草，阴牖生绿苔。门前车马散，非复昔时来。”许浑：“乱藤侵废井，荒菊上丛台。”物在人非，故井，废井，最能引发往昔的思念。因为，井旁人家，饮用洗涤，须臾不能离开；井旁人家，悲欢离合，演出了多少人间故事。井，如此贴近人们的生活；井，如此感应人们的心灵。“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典型的环境，典型的细节，戴复古找到了兵后荒村最真实的遗迹，找到了追怀往昔最有力的载体。
诗的巧思源于生活的实感。戴复古家居浙东，偏安一隅，却能把离乱景象写得如此真切。南宋文士忧国忧民，“难禁满目中原泪”，他们对沦入敌手的中原，铭记心中，正如戴复古感叹的那样：“最苦无山遮望眼，淮南极目尽神州！”所以，他在《久客还乡》中写道：“生长此方真乐土，江淮百姓正流离。”正因心存沦亡后的中原，心存流离中的百姓，方能心心相印，方能写出如此真切的劫难后的荒村景象。
整首诗以景为主，寄托诗人对遭受兵乱的人民表示深厚的同情和对入侵敌人的仇恨。江湖诗派的作者固然多应酬之作，但当他们的笔触涉及到现实生活时，同样有自己深沉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战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因而不少诗人通过对战祸的描写，表示自己的哀悼。著名的诗如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借草木花鸟以抒愤疾。又如韩偓《乱后却至近甸有感》写乱后的城市情况说：“狂童容易犯金门，比屋齐人作旅魂。夜户不扃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园。”戴复古这首诗，很明显借鉴了杜、韩的写法，含蓄地表示情感，很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