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蔷薇花,在花中并不岀众。此花花蔓柔靡,援墙而长,故名蔷薇。一名刺红,其茎多刺,花单而白,香气馥郁,开时连春接夏,用以结为屏幛甚佳。诗人正是抓住了蔷薇花的特点来写的。
开始,并没有具体写花形、花色,而从花的气质来写,一句“朵朵精神”四字写出了蔷薇花不同于其它花之处,接着一个“柔”字写出了它的特点,攀援之可能,正是花朵艳丽、枝叶柔软。具有点睛之笔,并为后面出现的典故打下了伏笔,用笔之精炼,构思之巧妙,可见一斑。
第二句,诗人转笔到花的香气。雨住天晴之后,蔷薇花香气拂面,一个“醉”字,点出花香之重,使人如醉酒一般。真使人如痴如醉一般。进一步写到了蔷薇花的特点,而不只是停留在花的外形上。
第三句,诗人用典。“石家锦帐依然在”,石家锦帐,典出《世说新语·侈仗》。王君夫(恺)作紫丝布障碧绫四十里,石崇作锦帷帐五十里和王恺争奢斗豪。诗人此时浮想联翩,由蔷薇花蔓靡援墙而长,想到古代的锦帐,运用典故,使诗的意境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最后一句实际上是一启始句。一个“闲”字,突出写蔷薇花不怕狂风,不怕黑夜,仍然开放,倔强性格特点。石崇等人作锦帐以御敌,那么今天,蔷薇花不也可以作成锦帐吗?欲说已止,令人在欣赏到花的特点之后,余味无穷。
杜牧此诗,从花写到史实。抓住花的几方面特点来写,结合用典,语气朴实无华,表达了诗人感慨万千的情怀。
这首词由回忆起笔,直接写在妓院饮酒听歌的情景:“前时小饮春庭院。”“前时”,表明是回忆刚刚发生不久的事;“小饮”,说明人不多,场面也不大,非常随意;“春庭院”,春意融融的院落,这是暗指妓院。悠闲地小酌几杯美酒听妙龄歌妓:吹笙唱歌,兴尽而归,对一个风流浪子而言,本也是件快意的事。但接下来的一句“悔放笙歌散”,开头用了一个“悔”字,词人为何会后悔呢?词人在此设下了一个疑团。接下来,“归来中夜酒醺醺,惹起旧愁无限。”原来,他夜半时分醉意盎然地回到住处,回忆刚才的情景,引起了对往事的无限愁思。不过,这两句对“悔”仍然解释不了,“不放笙歌散”就不会“惹起旧愁”了吗?所谓的“旧愁”到底指的是什么?然后,“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至此,“悔”这个谜团终于解开了,原来他是有感于适才酒席筵上的歌妓虽色艺双绝,却不是自己的心上人,不能和自己成双作对,相亲相爱。词人先肯定有绿珠、换马爱妾这类资质美艳而又多才多艺的歌妓,再由“虽”“争奈”一转,表现了他对所爱者的一往情深,既解释了“旧愁无限”的根由,也自然地引出了词作怀人的主题。
下片“朦胧暗想如花面,欲梦还惊”紧承上片末两句的内容,直抒自己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实际上,此句也与上面两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是“虽看……争奈不是……”,一个是“暗想"、“欲梦”,词人对后者用情之深可以想见。由酒意“醺醺”中的“旧愁无限”,到朦朦胧胧中的凝神“暗想”,再到梦中欲见,然而梦未成又被惊断,行文自然奔涌而又波澜起伏,显示了柳永铺叙委婉的词风。接下来“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两句纯用白描手法写他彻夜难眠。词人一会儿披上衣服围着被子,苦思痴念,郁郁难眠;一会儿又躺在枕上辗转反侧,好梦难成。这就将他饱受相思之苦,心绪烦乱、孤寂无聊、无法入睡的情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与《诗经》中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优哉优哉,辗转反侧”有异曲同工之妙。“惟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随着时间的推移,黑夜过去了,黎明来到了,一双刚飞来的燕子映入了词人的眼帘。“新来双燕”不但照应了上片的“春”,也反衬了词人的形单影孤,更加深了对心上人铭心刻骨的相思之情。而给“双燕"着“闻”字,不从自身着笔,说自己天亮了还睡意全无,盯着梁上双燕长吁短叹,反从双燕着笔,说双燕自夜至晓都听着自己的叹息声,通过设想的外物的感受来表现自身的情态,实属意出天外的奇笔。以之收束全词,妙不可言。
这首词文思细密,结构谨严,叙事曲折却一丝不乱,又能在层层铺叙中笔笔带情,层层相扣,一波三折,曲尽其意。刘熙载所谓“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实非虚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