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是一篇激切感人的至情散文，是对封建专制的血泪控诉。司马迁用千回百转之笔，表达了自己的光明磊落之志、愤激不平之气和曲肠九回之情。辞气沉雄，情怀慷慨。
全文融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文情并茂。叙事简括，都为议论铺垫，议论之中感情自现。“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抒发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悲切郁闷，溢于言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如泣如诉，悲痛欲绝……富于抒情性的语言，将作者内心久积的痛苦与怨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火山爆发，如江涛滚滚。
大量的铺排，增强了感情抒发的磅礴气势。如叙述腐刑的极辱，从“太上不辱先”以下，十个排比句，竟连用了八个“其次”，层层深入，一气贯下，最后逼出“最下腐刑极矣”。这类语句，有如一道道闸门，将司马迁心中深沉的悲愤越蓄越高，越蓄越急，最后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如排山倒海，撼天动地。
典故的运用，使感情更加慷慨激昂，深沉壮烈。第二段用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而不自杀的典故，直接引出“古今一体”的结论，愤激地控诉了包括汉王朝在内的封建专制下的酷吏政治；第五段用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古圣先贤愤而著书的典故，表现了自己隐忍的苦衷、坚强的意志和奋斗的决心。这些典故，援古证今，明理达情，让我们更深刻的感受到了作者伟岸的人格和沉郁的感情。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又如“猛虎在山，百兽震恐……”一句，运用比喻，沉痛控诉了人间暴政对人性的扼杀和扭曲，形象地说明了“士节”不可以稍加受辱的道理，真是痛彻心脾。其他像引用、夸张、讳饰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都真切的表达出作者跌宕起伏的情感，有时奔放激荡，不可遏止；有时隐晦曲折，欲言又止，让我们似乎触摸到了作者内心极其复杂的矛盾与痛苦。
总之，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通过富有特色的语言，真切地表达了激扬喷薄的愤激感情，表现出峻洁的人品和伟大的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前人的评价，“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实在精辟。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上元夜，指旧历正月十五夜，又称元宵节。我国素有元宵赏灯的风俗。崔液组诗《上元夜》七绝，共六首。描写当时京城长安元宵赏灯的繁华景象。据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神龙（唐中宗年号，公元705—707年）之际，京城正月望日（即十五），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族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喧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竞夸。文士皆赋诗一章，以记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苏、郭之作皆五律）、殿中侍御史崔液为绝唱。”这是崔液所作赏灯诗六首中的第一首。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玉漏银壶”，计时的器具，古代以漏刻之法计时，具体方法是用铜壶盛水，壶底打通一小孔，壶中立刻度箭，壶中的水逐渐减少，箭上的度数就依次显露，就可按度计时，击鼓报更。元宵夜尽管解除了宵禁，但长安城的钟鼓楼上，仍旧按时报更；人们听了，都嫌时间过得太快，怕不能玩得尽兴，于是说：滴漏箭壶，你不要这样一声比一声紧地催促呀，也不要过得那么快，今夜的城门要一直开到天亮呢！上句写出了人们“欢娱苦日短”的感慨，下句是说在此太平盛世，应该通宵尽兴。吃过晚饭，打扮一新的人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迫不及待地早早走出家门，三五成群相邀着、呼唤着、嬉笑着，涌出巷口，融入大街，汇进似潮喧闹欢腾的人流。人们兴高采烈地燃放烟花爆竹，挥舞狮子龙灯，观赏绚丽多彩的灯火，评论着、嬉戏着、赞叹着。越看越高兴，越玩越兴奋，“莫相催”衬托出气氛之热烈，景色之迷人、“彻明开”既写出了元宵节通宵达旦闹花灯时间和程度，又写出了人们高涨而持续的勃勃兴致。
后面接着连用两个问句：“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谁家”、“何处”，实际是指家家、人人说明万人空巷的盛况。这包括了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因而，“谁家”“何处”这四字包涵的内容实在太多，它把人声鼎沸、车如流水马如龙，灯火闪烁，繁华似锦的京城元宵夜景一语道尽。连用两个诘句，不仅将盛景迷人，令人不得不往的意思表达得灵活传神，而且给人以无限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穷。
此诗当是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春所作，讽刺杨国忠兄妹骄奢淫逸。首二句提纲，“态浓”一段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就中”二句点出主角，“紫驼”一段写宴乐之奢侈，“后来”一段写杨国忠的气焰和无耻。整首诗不空发议论，只是尽情揭露事实，语极铺张，而讽意自见，是一首绝妙的讽刺诗。《杜诗详注》云：“此诗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本写秦、虢冶容，乃概言丽人以隐括之，此诗家含蓄得体处”。《读杜心解》曰：“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概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全诗通过描写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情景，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腐朽作威作福的丑态，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社会现实。诗分三段，先泛写游春仕女的体态之美和服饰之盛，引出主角杨氏姐妹的娇艳姿色。次写宴饮的豪华及所得的宠幸。最后写杨国忠的骄横。全诗场面宏大，鲜艳富丽，笔调细腻生动，同时又含蓄不露，诗中无一断语处，却能使人品出言外之意。
语极铺排，富丽华美中蕴含清刚之气。虽然不见讽刺的语言，但在维妙维肖的描摹中，隐含犀利的匕首，讥讽入木三分。
本诗约作于天宝十二年（753），时值杨国忠任右相不久。诗作对杨家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和狂妄嚣张的气焰进行了有力鞭挞，也从侧面揭露出当时君王昏庸、朝廷腐败的社会现实。诗开篇即点出时间——三月三日。诗人用细腻的笔法、富丽的词采，描画出一群体态娴雅、姿色优美的丽人。接着又言其服饰之华丽和头饰之精美，所有这些无不显示出丽人们身份的高贵。“就中云幕椒房亲”等十句，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丽人中的虢、秦、韩三夫人。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杨贵妃的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每逢出门游玩，她们各家自成一队，侍女们穿着颜色统一的衣服，远远看去就像云锦粲霞；车马仆从多得足以堵塞道路，场面甚为壮观。诗人对三位夫人宴饮的奢华场面描写得尤为细腻。她们在云帐里面摆设酒宴，“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用色泽鲜艳的铜釜和水晶圆盘盛佳肴美馔，写出了杨氏姐妹生活的豪华奢侈。然而，面对如此名贵的山珍海味，三位夫人却手捏犀牛角做的筷子，迟迟不夹菜，因为这些东西她们早就吃腻了，足见其骄矜之气。可怜了那些手拿鸾刀精切细作的厨师们，真是白忙活了一场。内廷的太监们看到这种情形后，立即策马回宫报信，不一会儿，天子的御厨房就络绎不绝地送来各种山珍海味。六句主要写杨国忠权势煊赫、意气骄恣之态。他旁若无人地来到轩门才下马，大模大样地步入锦毯铺地的帐篷去会虢国夫人。他外凭右相之尊，内恃贵妃之宠，在朝中独揽大权，阻塞言路，使朝政变得十分昏暗。“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句，诗人借曲江江边的秀美景色，并巧用北魏胡太后私通大臣杨华的故事以及青鸟传书的典故，揭露了杨国忠与虢国夫人淫乱的无耻行径。北魏胡太后曾威逼杨华与己私通，杨华害怕惹祸上身，后来投降梁朝，胡太后为表达对他的思念，特作《杨白花》一词。“青鸟”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是神话中的一种鸟，传说是西王母的使者。据说，西王母在见到汉武帝之前，先看到青鸟飞集于殿前。后来，“青鸟”被视为男女之间的信使，在这首诗中指的是为杨国忠传递消息的人。
在诗的最后两句中，诗人终于将主题点出，但依然不直接议论，而是温和地劝说旁人：千万不要走近他们，否则丞相发怒后果就严重了，这样的结尾可谓绵里藏针，看似含蓄，实则尖锐，讽刺幽默而又辛辣。
这首曲子写作者与青山白云相亲相爱，不求富贵、淡泊明志，贫贱不移、富贵不淫的高尚情操。
“青山相待，白云相爱，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开头以工整的四言对偶句开端，节奏平稳轻快。“青山”“白云”两个意象，色彩柔和，形象鲜明，激起人们的联想，头脑中立刻浮现出了一片优美的山林风光。在“青山”“白云”之后，分别缀以“相待”“相爱”，不仅把“青山”与“白云”巧妙地人格化了，两个“相”字连用，更展现了山林风光的魅力和作者在大自然中陶醉之态。青山与作者互相期待着，白云与作者相互爱恋着，在作者眼里，大自然的一切也都和自己一样，是富有生命、具有感情的，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美趣的发现与再现，以及在这美趣背后的寄托与意蕴，都能得以完满的显现。第三句紧承前一、二句而来，补足其乐于隐居山林之意，酣畅饱满。“紫罗袍”与“黄金带”指做大官，而在前面衬以“梦不到”三字，作者厌恶官场、弃绝功名富贵的态度便跃然纸上了。“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这四句与前三句比照，结构一样，同样是先写景后抒情，但在意境上又有新的开拓，在节奏上又有新的变换。前三句抒的是由当前现实所产生的厌恶官场之情，而这四句所抒叹的是对朝代更替和历史人物成败所产生的慨叹。虽然所处是一陋室，但由前三句可知，一定是在白云缭绕的青山之间，其清幽可以想见，野花在四周烂漫地开放着，充满了生机和野趣。在这样的环境下，“谁家兴废谁成败”，就由他去吧。在前面加上了“管甚”二字，表现了作者与世无争的态度。“陋巷箪瓢亦乐哉”，作者以古代贤人颜回自况，进一步表现了安贫乐道的志趣，说明他的“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并非真正的忘世，而是守道而已。“贫，气不改;达，志不改。“最后的对偶句，斩钉截铁，器宇轩昂，戛然而止，收煞全篇，掷地有声。这两句将《论语·学而》“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及《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儒家经典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加以高度概括，将思想的高度和情感的强度有力地向前推进一层，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气节。从全曲的思想内涵看，最后这两句正是曲眼，乃点睛之笔。
这是一首言志曲。它表达出了作者的一片浩然之气，真正达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