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是一篇送别的诗,正如作者其他送别诗一样,也有它特殊的内容与形式。该诗分两段,前四句为一段,用夹叙夹议的手笔抒写了作者与唐少府之间虽然交往不长,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后四句为另一段,就题写饯别,集中描绘了自己惜别的心情,这种惜别心情是在委婉的、絮絮不休的叙谈中衬托出来的。两段深浅如分,朴实从事,既无虚文,也非俗套。
诗中还涉及了两个典故。其一,借用了韩信早年因家贫寄食“昌亭”(南昌亭长)的故事,以答谢友人对自己来南京的真诚款待。其二,引用了“日近长安远”的成语故事。晋元帝司马睿在都城建康(今南京)大殿上,当着众臣的面问年幼的长子司马绍:“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近。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个成语后用于表达对京城遥不可及的眷恋、向往。王勃是获罪被革职离京的,他在南京的白下驿为唐县尉饯行,因友人就要启程去长安谋仕途,而他自己也将远赴交趾(今越南)探望老父,那种“去去如何道”的别离心情,既是祝福友人前途似锦,也流露出自己的失落和怅惘。
在这样的笔触之下,作者那种进取向上的精神面貌,通过慎于择友和忠于所友的描绘,已经清楚地揭示在读者面前。
唐诗中写景通常不离抒情,而且多为抒情而设。即使纯乎写景,也渗透作者主观感情,写景即其心境的反光和折射;或者借用比兴,别有寄托。而这首写景诗不同于一般唐诗。它是咏夏天的暴雨,既不能从中觅得何种寓意,又不能视为作者心境的写照。因为他实在是为写雨而写雨。从一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玩味中发现某种奇特情致,乃是宋人在诗歌“小结裹”方面的许多发明之一,南宋杨诚斋(万里)最擅此。而《溪上遇雨二首》就是早于诚斋二三百年的“诚斋体”。
再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它既不符合唐诗通常的含蓄蕴藉的表现手法,也无通常写景虚实相生较简炼笔法。它的写法可用八个字概尽:穷形尽相,快心露骨。
夏雨的特点是来速疾,来势猛,雨脚不定。这几点都被诗人准确抓住,表现于笔下。急雨才在前山,忽焉已至溪上,叫人避之不及,其来极快。以“坐看”从容起,而用“忽惊”、“却是”作跌宕转折,写出夏雨的疾速。而一“衔”一“喷”,不但把黑云拟人化了(它像在撒泼、顽皮),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雨的力度,具有一种猛烈倾注感。写云曰“黑”,写雨曰“猛”,均穷极形容。一忽儿东边日头西边雨,一忽儿西边日头东边雨,又写出由于雨脚转移迅速造成的一种自然奇景。这还不够,诗人还通过“遇雨”者表情的变化,先是“坐看”,继而“忽惊”,侧面烘托出夏雨的瞬息变化难以预料。通篇思路敏捷灵活,用笔新鲜活跳,措语尖新,可喜可愕,深得夏雨之趣。
就情景的近似而论,它更易使人联想到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中的一首:“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比较一下倒能见出此诗结构上的一个特点。苏诗虽一样写出夏雨的快速、有力、多变,可谓尽态极妍,但它是只就一处(“望湖楼”外)落墨,写出景色在不同时间里的变化。而此诗则从两处(“前山”与“溪上”)着眼,双管齐下,既有景物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又有空间的对比。如就诗的情韵而言,苏诗较胜;如论结构的新奇,此诗则不宜多让。
可见,诗分唐宋是大体的区分,不能绝对看待。王渔洋曾列举宋绝句风调类唐人者数十首,是宋中有唐;另一方面,宋诗的不少倾向往往可以追根溯源到中晚唐,是唐中有宋。大抵唐诗经过两度繁荣,晚唐诗人已感难乎为继,从选材到手法便开始有所标新立异了。这个唐宋诗交替的消息,从崔道融《溪上遇雨二首》诗中是略可窥到一些的。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夜深许许,风自清,月自明。不堪秋意萧条,叶落去还聚,心有留念意,奈何不由己。孤鸦自栖息,是夜过黑还是风过寂,顾自心惊。 秋风。秋月。落叶。寒鸦。俱是引人心生悲凉之物象,又加以拟人,眼前全然勾勒秋意凄紧,萧条之气自字里行间悄然浮起。闭眼凝神,有断肠人枝下负手而立,背影寂寥,无限心事氤氲,秋气更添几分萧条。忽而颔首远眺,叹秋气盛起,寒鸦栖独枝。思及一段情事,怎生刻骨铭心,诗起便萧索之意盛极。当真声声诉相思,字字寒情苦。
“相思相见知何寒,此时此夜难为情。”
那旧岁月里,你我也曾是相聚相知相爱。再寻不得,竟也是再见无期。此时此刻的我在这秋意阑珊的深夜,不忍重温那段旧事,让我情何以堪。 文起之时,萧索的秋之意象为这忆情情不得的无奈心境做下渲染,读至此,叫人心中悲叹之意更胜。往昔,曾深爱相伴的女子,现下竟是再见无期。苦天涯隔人。更苦,我思念你至深,只是不知你是否也念我一丝。夜凉如秋,因有相思于胸,夜也难度,情也难熬。此处诗人做完美内心刻画,致诗哀婉动人。凄怨悠远,哀怨如诉,从文辞中可以感受相思之情至无穷,从吟唱中可以感受相思之苦至无奈。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