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赋体文是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向秀为怀念故友嵇康和吕安所作。此赋分为“序言”和“正文”两部分，字里行间直陈直叙，除了对亡友的沉痛悼念之外，对当时黑暗政治难以明言的悲愤也流露其中。可谓情真语切，悲愤交加，寓情与景，寄意遥深。
“序言”写向秀自己经过旧庐时闻邻人笛音，不禁忆起嵇康之死及其死前弹琴的模样。“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人弹之”，当时，亡友嵇康看看日影，临刑将到，便索琴弹了一曲只有他自己会弹的《广陵散》。其“远人疏”的从容气度，对临刑前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对屠杀者极度藐视的神情，活灵活现，如在目前。据《晋书》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所以说，《广陵散》是嵇康“临当就命” 索琴人弹出的绝响，是嵇康最后思想的凝结，也是我们了解嵇康生命意识的关键。有人说，嵇康“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罗宗强语），因为，琴声对于嵇康来说，曾经凝聚着“乘云气，御飞龙，人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的神仙情结。有了这样的心态，嵇康不会去顾及人生之途上到底有多少不尽人意的地方，哪怕“寄余命于寸阴”，也不忘去弹奏“感天地以致和”的音乐，让琴声超越人生困境的诗性境界，去创化一种本然，去拓展一种空谷传响、长啸久绝。作者这样写嵇康惨遭杀害时戏剧性的动人表现，目的是歌颂亡友的德才和风度。
“主文”虚实相间，借景抒情，凄楚悲怆，涵咏不尽。“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此处用“济”、“经”、“瞻”、“息”、“践”、“历”等动词，一方面把作者自己的举步维艰的处境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又是通过特定时间的特定景物移情抒怀。鲁迅说，向秀写《思旧赋》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向秀绕一大段远路到山阳去，是为了凭吊昔日好友，人凭吊又是为了告别。这是因为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人当年，他与嵇康曾沿着这条路，往返于山阳与洛阳，寒风凛冽，往事如烟……如今好朋友嵇康曾经存在的地方，已物是人非。“叹《黍离》”、“悲《麦秀》”、“栋宇存”人“形神逝”。 故居、情景仍然是日落、音声如昔，但自嵇康死后，他的妻儿已迁居他乡，此处只留下了一座空宅。虽然栋宇还没有毁坏，人主人已经形神俱逝。远远望去，犹如荒冢一样凄凉。这些现实与往事，无不勾起向秀的极大伤感。此刻，向秀想起历史上李斯被腰斩的冤案：李斯临刑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对儿子关于黄犬的一段临别谈话，读之令人鼻酸，这是血泪的怨愤控诉。向秀用此隐喻和类比，为嵇康鸣不平，故又忆及“顾日影人弹琴”之事。忽然，远处传来了嘹亮人断续的笛声，原来是陌生的邻人吹起了一首伤感的曲子，在这寒冷的黄昏，更是沁人肺腑的凄凉。于是，“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人复寻”。与开头“序”中描写的嵇康的身影与音乐联系在一起遥相呼应，同时也形成了情景交融的移情手法。鲁迅曾经说过：“青年时期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人，现在我懂了。”原来，“吟罢低眉无写处”的心境多么与之相似。有人也曾评说，“向秀作思旧赋，家国万端，生机变乱，不可胜说。然人郁结者，欲说还休，休又难止”。也许这就是抒情小赋动人心弦之处——“短歌微言不能长”（曹丕《燕歌行》）最好的诠释吧 。
在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也有应用“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总之，《思旧赋》以含蓄的笔法，表述对友人的深情厚意。用简短的笔墨，隐晦曲折的表达自己哀伤激愤之情。尤其是“山阳邻笛”的典故，哀怨愤懑，情辞隽远，已经成为后世文学审美的意象之一。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