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没有把笔墨花在记述出游的时间、行程等方面,而是着力于描写百丈山的优美风景。文章开门见山,文尾映照题目,从“山之胜盖自此始”写起,到“山之可观者,至是则亦穷矣”结束了基本部分的内容,首尾呼应,一气呵成,显得十分集中、紧凑。有选择地落笔于六处景致,分为两组:第一组叙述踏石磴、过涧水、入山门而至西阁,主要描写西阁环境的优美和夜宿听泉的感受;第二组中由石台引出,主要描写瀑布、夕照与云海,叙次分明,铺排得当,重点突出,引人入胜。
第一段,从“登百丈山三里许”直接切入,前面的上山经过,所见所闻,一概略而不提,笔锋直逼描述中心:“山之胜盖自此始”。“左俯绝壑,右控垂崖,叠石为磴,十余级及得度”,一“俯”一“控”,写出地势险要,得叠石为台阶才能通过。作者在这里表现了对险奇美的欣赏。
第二段,描述循水游览,详写涧水美的形貌和作者由此萌生的审美情趣。这一段山门前后诸景点虽历历如绘,以“跨”、“度”、“上”等行为动词,展示过程,一笔不漏地描述了游览经过和诸多景象,但其详写重点则放在幽静美的描绘上。作者以“涧”为中心,贯穿着水的描写。“苍藤古木”的掩映,伴和着“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声溅溅然”,声色并茂。“盛夏亭午无暑气”,“风来两峡间,终日不绝”,点染了清幽的氛围和清冽的感受。第二段一开始先略提小涧,再谛听水声溅溅,再瞰涧水流淌,再写“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阁下,南与东谷水并注池中,自池而出”,探寻了水源,再以“乃为前所谓小涧者”,照应前文,并以“阁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最为可玩”,表达了作者的欣赏态度,最后归结为“独夜卧其上,则枕席之下,终夕潺潺,久而益悲,为可爱耳”的描述,显露了自己的审美趣味和情调。
第三段,先写壮美的瀑布,后又写了美姿美态的山峰。
先写瀑布。如果说第二段写出了百丈山的幽美的话,那么第三段写瀑布则重在表现壮美。先以“下临峭岸,深昧险绝”的险奇美作映衬,再写出“于林薄间东南望”的瀑布景象。“瀑布自前岩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凌空而泻,气势非凡。“沫如散珠喷雾,日光烛之,璀璨夺目,不可正视”,壮丽异常。然后写山峰。作者先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缺口中遥望远山,“台当山西南缺,前揖芦山”。然后作者又以一峰挺拔高出和群山逶迤而去相组合,形成了一幅主次层次感丰富的图画。“一峰独秀出,而数百里间,峰峦高下,亦皆历历在眼”。接着作者以固定的景点,用傍晚和清晨两个不同时间的景观,构思两幅图画,进一步渲染了壮美的特征。“日薄西山,余光横照,紫翠重叠,不可殚数”,突出的是色彩绚烂美;清晨“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飞浮来往,或涌或没,顷刻万变”,凸现的是云海的变幻美。这样,在作者详尽描述的百丈山景中就兼具了险奇、幽静、五彩、飞动、变幻等诸种美的形态。
最后一段,点明了写作此文的目的:导游,引导人们去游览百丈山的胜景。“而其最可观者,石磴小涧、山门石台、西阁瀑布也”,这一句是作者游后的结论,也是对全文内容的总括。
这篇游记和一般平铺直叙的游记不同,作者处处留意对重点景观进行介绍、描写。如开头就直接写“石磴”,而舍去了关于登山历程的冗长叙述。又如写小涧,仅从客观方面写到了“苍藤古木”、“水皆清澈”以及涧水飞溅而下的淙淙声,和“盛夏亭午无暑气”这一游人的主观感受,笔墨无多,就点染出了此地环境的清幽宜人。作者在介绍自然景观时,还擅于运用先抑后扬的笔法。即先叙述该处属平常景观,然后从中找出可供游人欣赏或可能使游人感兴趣的某一侧面、景点来进行介绍。如写山中六景之一的山门,仅有一“不能容十许人”的小屋,殊无可观,而作者用一转折语气,以“然”字领起,指出此地亦别有情趣。因为它“前瞰涧水,后临石池,风来两峡间,终日不绝”,倘若炎夏登临,峡风拂面,定当十分畅快,就使读者不禁心向往之了。又如写到山庵时,以为它“才老屋数间”,且狭小低湿,自然无可欣赏,而作者用一“独”字领起,指出庵之西阁却为一胜景,特别结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叙述了夜卧其上,下听泉声潺潺,所引起的悲凉之感。百丈山中最吸引游人的,是石台和石台周围的景色。从“下临峭岸”的石台上,既可于“林薄间”望见前岩岩穴中喷涌而出,“投空数十尺”的瀑布;又可远眺“数百里峰峦高下”的壮观景色。还有变化万千的云海、冉冉西沉的夕阳。真是美不胜收,令人留连忘返。为了突现石台及其周围景色之美,作者多次运用了恰切而生动的比喻,如说瀑布飞沫“如散珠喷雾”,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云海中诸山“若飞浮往来”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那描写瀑布飞沫为日光所照时的景象的一段文字,虽为直叙,但由于能为山水传神,其技巧也不能不令人叹服。
以“阳春曲”曲牌写春景,可谓名副其实。这组“阳春曲”包括三支小令,渲染出一派风和日丽、蝶逐蜂嚷、百花争艳的烂漫春色。虽是一组曲,但三首又各有侧重。
第一首可名之为“春晴”。首两句写景。首句写墙头杏花。这里的杏花不仅有数支,而且像堆琼砌玉的红雪般,这就突出了花的繁茂。这里的杏花是是晴天的景物。次句写青山。由于青山在屋后较远的地方,所以看上去像一架屏风。“一春能得几晴明?”强调这晴的难得,这一问句流露出了作者满意的心情。“三月景,宜醉不宜醒”,是在赞美令人陶醉的阳春三月,显示了作者悠然自得的心态。
第二首可名之为“春睡”。“残花酝酿蜂儿蜜,细雨调和燕子泥。”花虽然残了,蜂儿却还在花丛中飞来飞去,从残蕊中采蜜。这样的残花依然是美好的,不给人以零落凄凉之感。春雨往往令赏春者扫兴,可是燕子却还在雨中穿梭忙碌,衔泥筑窠,纷纷的细雨不但没有妨碍它们,反而帮助它调和泥土。燕子这是非常感激这细雨。燕子无情,人是有情的,这是诗人在赞美春雨。这两句体现了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从小小的虫鸟活动中看出了春意。作者以喜悦的心情写了残花、细雨,写了春的另一种旖旎。“绿窗春睡觉来迟”写窗内人的浓睡,似与窗外的燕、蜂无关,但一个“春”字点出了前后的内在联系,又加一个“绿”字对“春”做了补充,窗内窗外联成一片了。睡意之酣畅,正因为春天气候之宜人。“觉来迟”,毕竟还是醒了。是因为“窗外晓莺啼”惊醒的,这是对莺声的欣悦。这里写浓睡,是写了春天;写醒叫觉,也是写春天;都写了春天的美好。
第三首可名之曰“春归”。首两句写春归的景色。上句写近景,下句写远景。“一帘红雨桃花谢”是房前景象。 “十里清阴柳影斜”是放眼远望的景象。初春之柳,是淡黄疏影;绿柳成荫已是春深了。两句构成残春景象,却仍然是美的:红花绿柳,相映成趣,色彩鲜丽,令人赏心悦目。下一句写人对春去的依依不舍。名花之城洛阳的人们赏春的人比平时多起来,是因为春已无多,也有为春饯别之意。最后两句,作者感叹:“春去也,闲煞旧蜂蝶。”没有了花,蜂蝶自然无所事事了。虽是感叹惋惜,却并不感伤。
总之,这组曲子将春意写得十分浓丽,使人得到暖融融、醉醺醺的感受,并在细小的物像中显出大自然复苏后的生机。三首曲子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在写法上也注意了变化。第一首论述,第二首问答,第三首感叹。三首比照,浑然一体而又多姿多彩。
统观欧阳词,如一人而有二面。其艳情词艳得近于淫靡,轻佻俳狎,几乎难以卒读。然如《南乡子》八首,却换了一副笔墨,一洗绮罗香泽,转为写景纪俗之词,全写广南百越少数民族地区风物。读其词,如夏日清风、久雨新晴,心神为之一爽。
这是八首之二,写景如画,写情传神,将广南少女的真率、羞涩,质朴的情状活脱脱显于纸上。词的开头两句,宛如一幅南国水乡图,而且是静物素描,不加渲染,不事润色。炎炎长夏,船儿不动,桨儿不摇,近处是以木槿花为篱(木槿为广南常见之物,夏秋间开花,红白相间,当地人常以为篱)的茅舍,远处是依稀可见的横江竹桥,静极了,也天然极了。而“画舸”与“槿花”两相辉映,又使恬静素淡之中平添了几分艳雅,也为痴男情女的出场作了引信。
下片写男女初聚之情。“水上游人”指远方来客,即“画舸”中的男子;“沙上女”与“水上游人”相对为文,即以槿花为篱的茅舍的主人,立于沙头的一位少女。至此,词人又为读者在南国水乡图上叠印了一幅仕女图,尽管这幅仕女图似乎也是静的,不过已经呼之欲出,跃跃欲动了。男子,总是主动的,勇敢的,他伫立良久,便上前问话了,问女子姓甚名谁,年庚几许,家在何处。不过,这些作者都没有写,是画外之音,是省文,但却不是凭空结想。且看,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欲答,又羞于答,她转身走了。走了,又不甘心,却又回头顾盼,“笑指芭蕉林里住”。这“芭蕉林”,或者就是“槿花篱”的旁景,或者竟是这女子撒了一个谎:“家可远哩,在芭蕉深处。”结句的答话,将全词的静景一下子点活了。原来“画舸”之所以要“停桡”,是因为男子被女子所吸引;槿篱竹桥,也几等于北方的“桑间濮上”;水上沙上,跃动着初恋者的倩影。
李白有《陌上赠美人》诗云:“骏马骄行踏落花,垂鞭直拂五云车。美人一笑褰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正与此词相近。然一指红楼,一指蕉林,各是自家身分。李清照《点绛唇》有句曰:“和羞走,依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与此词的写“回顾”同一笔意。盖“回顾”这一动作最能传女子的娇羞之态,故诗人每每写及。然彼一回顾而依门嗅梅,此一回顾而笑答客问,北国千金与水乡村姑的腔范就判然分明了。
李白怀着愤懑、失望的心情离开了长安。当他登上新平城楼,远望着深秋景象,时值暮秋,天高气爽,落日时分,登楼西望,目极之处,但见落日似比平日遥远;溪水清净,水波起伏,寒意袭人。此情此景,让李白不禁引起了怀归之情。他虽然壮志未遂,但并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多么想重返长安,干一番事业。然而,希望是渺茫的。他望着那“苍苍几万里”的祖国大地,联想起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下,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在到来,他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深深忧虑。因此,诗人发出了“极目使人愁”的感叹。
“去国登兹楼,怀归伤暮秋”写诗人通过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情感,用铺叙手法描绘一幅离开长安登新平城楼、时值暮秋想念长安的伤感景致,以“怀”、“归”、“伤”、“暮秋”等诗词烘托气氛,能起到点明题旨、升华主题的作用。
“天长落日远,水净寒波流。秦云起岭落,胡雁飞沙洲””写诗人登新平城楼时所见所闻的叙述,借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如“天”、“日”、“水”、“云”、“落”、“寒”、“流”、“起”、“飞”等,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又不失唯美伤感的气势。而“落日”、“寒流”、“秦云”、“胡雁”则勾画出一副凄凉的暮秋景色,这正是诗人怀归忧国,但又无可奈何的渺茫心情的反映。
“苍苍几万里,目极令人愁”写诗人登新平城楼眺望中所见后的感受,借景抒情,情含景中,既暗寓自己极度思念帝都长安的心情,又突显诗人为祖国的前途命运而产生“愁”绪,抒发自己的感叹,把情与景关联得十分紧密。结尾的“令人愁”和第二句的“伤暮秋”,遥相呼应,构成了全诗的统一情调。
诗体在律古之间,李白虽能律,却不是律之所能律。其诗是从古乐府古风一路行来,自成体势,不一定只限于律古。全诗语言精练,不失迅猛阔大的气势,极富韵味,寥寥数笔,却情意深长,流露出诗人壮志未酬、处境困窘的忧伤之情。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汉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汉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汉,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