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是高适在蜀州刺史任上寄怀杜甫之作。人日，是农历正月初七日。杜二，即杜甫。杜甫居成都时，高适与之过从甚密，此诗慰故人思乡之情，发世事难料之叹，抒无所作为之憾。
全诗每四句一段，共分三段。每段换韵，开头是平声阳韵，中间是仄声御韵，末段是平声真韵。“人日题诗寄草堂”，起句便单刀直入点题。人日：农历正月初七。古人相信天人感应，以岁后第七日为人日。汉魏以后，人日逐渐从单一的占卜活动，发展成为包括庆祝、祭祀等活动内容的节日。到了唐代，民间仍相当重视人日节。不仅仅专用作祈祥祝安，又衍添了一层思亲念友的气氛。此节亦称“人胜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等。“遥怜故人思故乡”，“遥怜”的“怜”，正是表示二人感情的字眼，通篇都围绕这“怜”字生发展开。“思故乡”，既是从自己说，也是从杜甫说，满目疮痍的中原，同是他们的故乡。紧接着“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便是这思乡情绪的具体形容。春天到时，柳叶萌芽，梅花盛开，应该是令人愉悦的，但在飘泊异地的游子心中，总是容易撩动乡愁，而使人“不忍见”，一见就“断肠”，感情不能自已了。
中间四句是诗意的拓展和深化，有不平，有忧郁，又有如大海行舟、随波飘转、不能自主的渺茫与怅惘，感情是复杂的。换用仄声韵，正与内容十分协调。
“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预”是参与朝政之意。尽管如此，诗人的爱国热忱却未衰减，面对动荡不已的时局，自然是“心怀百忧复千虑”了。当时，不仅安史叛军在中原还很猖獗，即就蜀中局势而言，也并不平静，此诗写后的两三个月，便发生了梓州刺史段子璋的叛乱。这“百忧千虑”，也正是时局艰难的反映。杜甫《追酬高蜀州人日见寄》：“叹我凄凄求友篇，感君郁郁匡时略”，是很深刻地领会到高适这种复杂情思的。
“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此忧之深，虑之远，更说明国步艰难，有志莫申。深沉的感喟中，隐藏了内心无限的哀痛。
瞻望未来，深感渺茫，回顾往昔，事难前定。这就自然地逗出了末段。“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诗人早年曾隐身“渔樵”《封丘作》，“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这“愧”的内涵是丰富的，它蕴含着自己匡时无计的孤愤，和对友人处境深挚的关切。这种“愧”，更见得两人交谊之厚，相知之深。
这首诗，没有华丽夺目的词藻，也没有刻意雕琢的警句，有的只是浑朴自然的语言，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那抑扬变换的音调，很好地传达了起伏跌宕的感情。像这种“直举胸情，匪傍书史”的佳作，可算是汉魏风骨的嗣响。
这首诗首联写登高望远之意；颔联写登高远望所看到的山峦、河水；颈联写看到景象所感；尾联写忧愁无从排遣。全诗意境含蓄素朴，情感朴质真挚，情味隽永。
首二句“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起笔点题，从反面着笔，概括登台远望而愁思袭来的总感受，与谢诗“千里常思归，登台临绮翼”起笔道破主旨，正面点题相比，各有所致，一个“愁”字领起全篇。三、四句承接这“愁”字写景，申发“望”中所见。“连山无断绝，河水复悠悠。”山势连绵，流水悠长，看不到尽头，无有终极，见登临之高，所望遥远，令人忽生彷徨怅惘之感，思绪茫然，一个“复”字，深化了诗人的“愁”思。
五、六两句从以上思绪茫然中引出，“所思竟何在，洛阳南陌头。”自成问答，点明“所思”。“竟何在”三字提，“洛阳南陌头”得以突出。萧衍《临高台》亦云：“仿佛洛阳道，道这难别识。”又有诗云：“十四采桑南陌头。”可见都是沿用乐府民歌，一种泛指。含蓄地意味着诗人思念与眺望之中，不惟有故乡、亲人，还有美丽善良的女子，道破主题，含蕴颇为丰富。这缠绵的乡思、绸缪的爱情、美好的追求，与“连山无断绝，河水复悠悠”的景观联系起来，有一种深厚感人的力量。令人感到：美好事物十分遥远。境界苍茫，美感凄迷。最后二句“可望不可见”这五个字，正是此诗艺术境界之最大的美学特点。一种失落感，多么沉重。“何用解人忧”收住全篇。
全诗语言浅近，承转开合自如。全诗由一个“愁”字出发领起，最后一个“忧”字结束。抒情意味浓重，情景相融。音韵和谐，沉着婉转。首尾扣合，有回环之美，读来余意不尽，饶有民歌风味。
该曲虽和马致远的《秋思》有相似处，但却又自有特点。首二句以“孤村”领起，着意渲染秋日黄昏的冷寂。“一点飞鸿”给阴冷的静态画面带来了活力，造成曲子抒发情感的转移。接着诗人用青、绿、白、红、黄五色，以远及近、由高到低、多层次多侧面立体交叉式地描绘出秋日美丽的景象，使整个画面充满了诗意。此曲极富艺术张力，一笔并写两面，成功地将秋日迟暮萧瑟之景与明朗绚丽之景融合在一起，把赏心悦目的秋景作为曲子的主旋律，不失为又一篇写秋杰作。
这首小令，只五句二十八个字，篇幅虽短，却以神来之笔捅绘出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前三句着力渲染出一派深秋凄凉之景。黄昏时：如血的残霞映照着一座孤零零的小村庄，夕阳淡淡的炊烟袅袅，几只归巢的寒鸦，静静的站立在老树枝头，忽然，一只哀鸣的孤鸿，在天边晚霞影里远远的飞翔，而后两句，作者却将笔锋一转，写到：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白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这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悲到底的俗套。
写秋景，自然难免要烘托出萧瑟的气氛，但是如果全以萧瑟气氛为全篇的写作大旨，又会令读者感受到沈闷而有压力。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白朴在选用语辞时，便颇费心神。白朴在写秋景选词语辞精炼。前二句的“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共用了六个图景：“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而其中任何一个图景，都代表着秋日秋景的萧瑟气氛。为了要使这种萧瑟气氛活泼起来，于是作者接下来选用了“一点飞鸿影下”作为上半段的结语。如此一来，原本萧瑟的画面转成了活跃，寂寞的秋景彷佛也展现了另一种鲜活的生气。最后为了加强作者心目中秋景是美丽而有韵味的形象，因此再以“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作为曲文的结束语。这两句用了“青”、“绿”、“白”、“红”、“黄”五种颜色，而且“白草红叶黄花”这三种颜色，是交杂在“青山绿水”二种颜色之中；“青山绿水”是广大的图景，“白草红叶黄花”是细微的图景，如此交杂相错，于是原本是寂寞萧瑟的秋景，突然变得五颜六色而多彩多姿。由此可见，白朴的散曲写作技巧的高明了。
描绘秋景，历来是中国古代文人喜爱的一个题材，为表现它而不惜笔墨的诗人骚客代代有之，留下的作品更是多不胜举，但许多作品易于流入俗套。白朴却能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在作品中，层次分明的描写了秋天的自然景象，虽然，在开始时，有些许的萧瑟之意，然而后来以缤纷的色彩作结，终究是赏心悦目韵味无穷的。他用笔精深，作品风格独具，婉约清丽，意境新颖，可与被誉为“秋思之祖”的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媲美。这首小令不仅不俗，还很是典雅。词、曲有雅、俗之别，一般来说，词尚妩媚、含蓄，而曲贵尖新、直率。白朴的这支小令却有词的意境。曲中虽无“断肠人在天涯”之类句子，抒情主人公却时隐时现，在烟霞朦胧之中，传达出一种“地老天荒”的寂静。
对石鼓的出土，在韩愈之前，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带过一笔，此后韦应物虽写过一首《石鼓歌》，但因缺少热情和略乏文采，恐怕在《韦苏州集》中也属下乘之作。只是他诗中“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句，倒开启了鼓属何代的千年聚讼之门。及至韩愈的这首力作问世，才使石鼓之“光价”在后人心目中大大地增强和提高了。今天上距韩愈作歌又过去一千多年，十面石鼓尽管已无完字，但仍作为一级文物陈列在故宫博物院里，这不得不归功于韩愈的呼号之力。
开头四句明白如话，点出了写作的缘起。这四句中，“石鼓”二字凡三见，似乎平淡拖沓，其实不然。韩愈开创以文为诗的先河，不避同字且不避同式，正是古文的惯习。这里“劝”字下得十分精当，它省去了诗人几多犹豫的潜台词与推诿的闲笔墨，具有一字九鼎之效。韩愈向来自负于“金石刻画臣能为”（李商隐《韩碑》），但对此却自惭才疏，那么石鼓文的深奥难懂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周纲陵迟四海沸”到“鬼物守护烦撝呵”为一段。前十句是诗人想象周宣王中兴王室、临御海内以及驰逐围猎、勒石铭功的图景。用了“沸”“愤”“大”“骋”“万里”“万世”等词，极状场面的壮阔和气派的雄伟。韩愈之所以承袭韦应物系年的说法，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唐朝自安史之乱后，皇权受到极大的削弱，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外族侵凌，大臣猜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使李唐王朝迅速走向衰落。宪宗登基后采取铲藩镇、抑宦官的政策，使朝政出现了中兴之兆。诗人看到了历史的相似之处，因而在歌颂周宣王雄才大略的同时，自然融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宗即位之初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后，韩愈即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元和圣德诗》，对嗣皇的英明果断备加赞扬。所以《石鼓歌》的这段描写正传达出了诗人切望重振颓纲以臻于尊王攘夷的郅治局面的心声。“雨淋日炙野火燎”二句，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把石鼓流传千年而历尽的劫难浓缩在七字之中，这是略写。诗人认为石鼓得以完好保存，如果没有鬼神呵护是不可想象的，仅此而言，石鼓本身就已是稀世珍宝，又遑论其他无算的文物价值呢。寥寥两笔便为下文的切入阐发作好了铺垫。往下十四句是专对石鼓文作具体描述的。文辞的深奥，字体的朴茂，都使“好古”的博士先生心荡神怡美不胜收。即使剥蚀斑驳，他也会忍不住地赞叹一番。在那些古拙的字迹间，诗人任凭审美意识纵情驰骋：夭娇流美的线条，多像鸾凤翔舞，云君来下；交互牵掣的点画，又使人仿佛置身于珊瑚丛生的龙宫水府。笔力的雄健，使他想到金绳铁索的劲挺；笔势的飞动，似乎只有用禹鼎出水龙梭离壁才能传其神韵原本静止的书迹都化成了活泼的形象，他不禁沉浸在美的超然享受之中了。美感的获得与否，取决于审美体验的深浅程度，尽管韩愈断未见过“鸾翔凤翥众仙下”，但现实生活中的百鸟和鸣和万舞翩跹却并不少见。常人或许只能以平常的语言道出，而诗人却善于用浪漫的想象把常景编织成一幅云诡波谲的图画。对于石鼓文，韩愈并没有满足于正面的描写，他痛斥陋儒，深憾孔子，无非是想获得烘云托月的效果。后人不明乎此，因而有胶柱鼓瑟的责难，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四云：“文士为文，有矜夸过实，虽韩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极道宣王之事，伟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是谓三百篇皆如星宿，独此诗如日月也。今世所传石鼓之词尚在，岂能出《吉日》《车攻》之右？安知非经圣人所删乎？”但只需看看韩诗中“读难晓”、“得切磋”之句就可知道，诗人这样说不过是艺术的夸张，所谓恨之越深，爱之越切，如此而已。这一段是全诗的精华，原因在于它驾驭形象思维，把丰富的审美感受传递给读者，使之受到强烈的感染。
“嗟予好古生苦晚”以下直到结尾为最后一段。这段结合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感，既有追述，又有夹议，但更多的是流露出隐隐的惆怅和深深的惋惜。韩愈在文学上以“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为己任，为了力矫时弊，他才主张崇古。因此他竭力称扬石鼓文，也应是这个文学宗旨的组成部分。他身居博士，“职是训诂”（《元和圣德诗》），把保护石鼓看作是应负的责任。为此，托故人度量坎坑，为安置作好了准备，又戒斋沐浴郑重其事地报告上司，本以为安置“至宝”是瞬息可办的举手之劳。然而无情的现实把他美好的愿望击得粉碎——那班尸位素餐的老爷关心的只是升官发财，他们对区区石鼓是丝毫不会“感激”（激动）的。在这里，一个“老”字生动地勾画出那种麻木不仁的昏聩神情。眼看石鼓仍继续其日销月蚀而归于沦灭的厄运，诗人真是忧思如焚。虽说目下标榜儒术，但据理力争恐怕还是于事无补，歌到这儿，韩愈不禁心灰意冷，喟然长叹。这一段写得苍凉沉郁，使人觉得诗人不仅在哀叹石鼓的不幸，而且简直是在嗟叹寒儒的卑微。为了反衬现实的荒诞，诗人还运用了两个典故，显得格外深刻而有力。第一个是蔡邕。后汉熹平四年（175年），灵帝不满于当时文字使用的混乱，特命蔡邕与堂溪典等正定六经文字，由蔡书丹上石，刻成后置于鸿都门前，每日前来观看的车辆，使街道为之阻塞。第二个是王羲之。东晋王羲之喜鹅颈之宛转，见山阴道士所养群鹅而爱之，道士因索写《道德经》一部，举群相赠。蔡王二人都是书圣，但前者擅隶书而后者工楷则，这两种比石鼓文晚起得多的书体尚且如此风光，那么当局的冷落石鼓，到底于心何忍。用典之妙，起到了振聋发聩的效果。
这首长诗一韵到底，如长河直贯而下，波澜老成。诗中又多用响字虚词，铿锵激越，朗吟上口，便觉有一股郁勃之气喷石于字里行间。如果用“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辛文房《唐才子传·韩愈》）的赞语来评价这首歌行，自然会觉得绝非虚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