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人传》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作品，本文选自《柳河东集》。梓人指木工，建筑工匠。本文讲述了有木匠来敲翡封叔家宅的门，希望租间空屋子居住，用替屋主人服役来代替房租的故事。
本文作者通过一个梓人“善度材”，“善用众工”的故事，生动形想而又合理自然地阐明了当宰相治理国家的道理。“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梓人的“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与宰相的“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异曲同工！文中引用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有现实积极意念。
好的管理者应该使用他的思想智慧，细致掌握全局要领、不自尊自大，虚图功名，不亲自去做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信任下属，且不干涉下属人员的工作。
谨小慎微，忙忙碌碌，以那些微小琐碎的事情为要，干涉下属的工作，侵夺下属应做的事拿来自己做，并夸耀自己，没有全局观，丢掉了那些重大的，长远的事情。这是不懂得管理道理的人干的事情，是不会收到好的管理效果的。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这首诗描写农村夏日生活中的一个场景。
首句“昼出耘田夜绩麻”是说：白天下田去除草，晚上搓麻线。“耘田”即除草。初夏，水稻田里秧苗需要除草了。这是男人们干的活。“绩麻”是指妇女们在白天干完别的活后，晚上就搓麻线，再织成布。这句直接写劳动场面。次句“村庄儿女各当家”，“儿女”即男女，全诗用老农的口气，“儿女”也就是指年轻人。“当家”指男女都不得闲，各司其事，各管一行。第三句“童孙未解供耕织”，“童孙”指那些孩子们，他们不会耕也不会织，却也不闲着。他们从小耳濡目染，于是“也傍桑阴学种瓜”，也就在茂盛成阴的桑树底下学种瓜。这是农村中常见的现象，却颇有特色。结句表现了农村儿童的天真情趣。
诗人用清新的笔调，对农村初夏时的紧张劳动气氛，作了较为细腻的描写，读来逸趣横生。
《柳枝词》即《杨柳枝词》，是中唐以后流行的歌曲之一，歌辞则由诗人创作翻新。借咏柳抒写别情的，在其中占有很大比例。此诗即属此类。
大堤在襄阳城外，靠近横塘。宋随王刘诞《襄阳曲》云 ：“朝发襄阳来，暮止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似乎从这诗以后，大堤便成了情郎们寻花问柳的去处，唐人诗中写到大堤，多有此意。如施肩吾《襄阳曲》：“大堤女儿郎莫寻，三三五五结同心。清晨对镜理容色 ，意欲取郎千万金 。”李贺《大堤曲》：“莲风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由此推知，这首《柳枝词》写的，便是大堤女儿在暮春时分送别情人的情景。
由于近水，堤上夹道的杨柳，枝条特别繁茂，丝条垂地，给人以嬝娜娇怯之感 。“柳条无力魏王堤”（白居易），写的便是这种情景。“晴烟漠漠柳毵毵，不那离情酒半酣”（韦庄），每逢折柳送别，即使晴天，也不免令人感伤，何况雨雾迷濛，那是要倍增惆怅的。“大堤杨柳雨沉沉”，“沉沉”二字，既直接写雨雾（这不是滂沱大雨，否则不能飞絮）沉沉，又兼关柳枝带雨，显得沉甸甸的。而人的心情沉重，也在景物的映衬下透露出来。送别情人，离恨自深，说“万缕千条惹恨深”，不仅意味着看到那两行象征离别的翠柳，又使愁情加码，还无意中流露出女子因无奈而迁怨于景物的情态，显得娇痴可爱。
但此诗的精彩并不在前两句，三句写分手情景道：“飞絮满天人去远”，意境绝妙。前二句写雨不写风，写柳不写絮，到写“人去远”时，才推出“飞絮满天”的画面，这样便使人事和自然间发生感应关系，其妙类似于“蒙太奇”手法。同时这句包含一隐一显两重意味，明说着“人去也”，而飞絮满天，又暗示“春去也”。宋人王观有“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的名句，句下已有无尽惆怅；而两事同时发生，情何以堪！诗人都说风雪送人，景最凄迷；而“杨花似雪”、“飞絮满天”的景色 ，更易使人迷乱。“人去远”，是就行者而言；还有一个站在原地未动的人，一任柳絮飞怀扑面，此种神情意态，隐然见于言外。
“东风无力系春心。”结句含蓄藉 ，耐人寻味。从上句的“飞絮满天”看，这是就自然节物风光而言，谓东风无计留春长驻，春来春去，有其必然性在；从上句的“人去远”看，“春心”二字双关，实指恋情，则此句又意味着爱情未必持久，时间会暗中偷换人心。前一重必然隐射着后一重必然。诗句既针对大堤男女情事，有特定的涵义；又超越这种情事，含有普遍的哲理。
这首诗的诗味浑厚，一句比一句有味，读之如嚼甘饴，其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