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一开头，就将诗笔放纵出去，从范云将去之地湖南着笔，从彼地的往古之时写起：“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这里，诗人写了两个古老、美丽而又动人的故事。相传古时黄帝曾在洞庭奏《咸池》之乐；帝尧的二女娥皇、女英曾追随舜前往南方，没有赶上而死于湘水。诗人以此来代指友人将要去的地方，用心良苦。本来，蛮夷之地，瘴烟湿热，无乐可言；但，如果照实写来，对将要前往赴任的朋友来说，该是非常大的刺激。所以，诗人灵心一动，从这两个古老的传说写起，巧妙地引出友人将要去的地方，既回避了触目惊心的刺激，又兼顾到了诗本身结构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可谓精巧至极。“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第三、四句，仍承上那个古老的传说写下来，但笔势已开始收束。通过云水往还的景色描写，诗人将诗笔悄悄地收拢回来，从彼时彼地逐渐聚束到此时此地。他的那颗忧愁之心，先到苍梧之野萦回了一圈以后，现在，宛如乘着思绪的木兰之舟，沿着滔滔江水，徘徊到新亭江边。离别就在此地、就在此时。诗人仿佛猛然从浮想联翩中清醒过来，停车驻马，目送已泛舟江中的友人。五六两句一写友人，一写自己，用了一个大的镜头：一个岸边立马，怅然若失；一个江中辍棹，犹豫不舍。形象含蓄地表达出了深沉的依依惜别之情。
这种离别，交织着复杂的感情。失意，怀才不遇，便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成份。最后四句，明白地道出了这一心迹。诗人用郑袤的典故，是勉励范云，希望他到任零陵后，能像郑袤那样，政有显绩，声望日隆。而“茂陵”句则是自喻。诗人以司马相如自比，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受到赏识。这与其说是写理想、抒怀抱，不如说是强打精神，互慰衷肠。因为，现实毕竟是冷酷无情的。好友远往他乡异地，自己寂寞都城，这才是现实，不可能海阔天高，奢谈理想、抱负。所以，透过表象，体会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意绪，滋滋漫溢出来，以至最后化作了无可奈何的感叹：“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远大的抱负，宏伟的理想，都已随着滚滚波涛，飘然而逝了，而今只有江上离别，只有无穷无尽的忧愁而已。离别的痛苦，加上失意的寥落，在诗人的心头上蒙上了一层巨大的失落之感，忧愁、苦闷、沉寂、怅惘，多重意绪深深地纠缠着诗人，使他始终怅然独立新亭，望着滔滔江水，任凭它带走诚挚的友情，搅扰五味俱全的情怀，荡涤无限渺茫、无限悠远的“心事”。
这首诗的艺术结构很奇特。一般说来，送别诗都是从此地遥想彼地，从现时憧憬将来；而谢脁此诗，率皆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时空的安排上设置了一个超乎寻常的大逆转：时间，从往古的黄帝奏乐、二妃南行写起——先将时间倒退回去，然后再慢慢收束回来，一直写到与友人送别之现时；地域，从范云将在之地洞庭潇湘（实指零陵）写起——先将地域推宕开去，然后再悄悄拉拢过来，由江汉之水，顺流直下，一直写到离别之此地。在此基础之上，再由物境而入心境，将诗笔深入到心灵深处，抒发怀友之思和惜别之情，描绘失意之志和失落之感。这样一条由远及近、由景入情的线索，蜿蜒络绎于诗的始终，表现出诗人构思上的精巧和诗篇结构上的戛戛独造。
这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乡的深切感情。本诗从字面上看，是流露着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大有急欲飞舟渡江回家和亲人团聚的愿望。其实，在字里行间也寓着他重返政治舞台、推行新政的强烈欲望。
“京口瓜洲一水间”，诗人站在瓜洲渡口，放眼南望，看到了南边岸上的“京口”与“瓜洲”这么近，中间隔一条江水。“一水间”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顷刻就到。
“钟山只隔数重山”，以依恋的心情写他对钟山的回望，王安石于景祐四年（1037年）随父王益定居江宁，从此江宁便成了他的息肩之地，第一次罢相后即寓居江宁钟山。“只隔”两字极言钟山之近在咫尺。把“万重山刀的间隔说得如此平常，反映了诗人对于钟山依恋之深；而事实上，钟山毕竟被“万重山”挡住了，因此诗人的视线转向了江岸。
“春风又绿江南岸”，描绘了江岸美丽的春色，寄托了诗人浩荡的情思。其中“绿”字是经过精心筛选的，极其富于表现力。这是因为：
一、这句描绘的生机盎然的景色与诗人奉召回京的喜悦心情相谐合，“春风”一词，既是写实，又有政治寓意。“春风”实指皇恩。宋神宗下诏恢复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决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对此，诗人感到欣喜。他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这种心情，用“绿”字表达，最微妙，最含蓄。
二、前四字都只从风本身的流动着想，粘皮带骨，以此描写看不见的春风，依然显得抽象，也缺乏个性；“绿”字则开拓一层，从春风吹过以后产生的奇妙的效果着想，从而把看不见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视觉形象——春风拂煦，百草始生，千里江岸，一片新绿。这就写出了春风的精神，诗思也深沉得多了。
三、“绿”字还透露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而这正是本诗的主旨。鉴于第一次罢相前夕朝廷上政治斗争的尖锐复杂，对于这次重新入相，他不能不产生更重的顾虑。变法图强，遐希稷契是他的政治理想；退居林下，吟咏情性，是他的生活理想。由于变法遇到强大阻力，他本人也受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秀丽的钟山、恬静的山林，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这句暗暗融入了前人的诗意，表达了作者希望早日辞官归家的心愿。
正是有了前三句寓情于景的层层铺垫作势，结句的“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抒写乡愁的淋漓之笔，才水到渠成地直泻出来，把乡愁的抒写发挥到了极致。由此看来，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并不是一首政治抒情诗，而是一首纯粹的乡愁诗。
这首词作于公元1188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戊申）正月初一这一天，刚好是立春。自然界的节候推移，触发了他满腔的忧国之情。这一年辛弃疾已四十九岁，屈指一算，他渡江归宋已经整整二十七个年头了。二十七年来，辛弃疾无时不盼望恢复大业成功，可是无情的现实却使他一次又次地失望了。于是，他在春节的宴席上挥毫写下这首小词，借春天花期没定准的自然现象，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国事与人生的忧虑。这也是辛词善于以比兴之体寄托政治感慨的一个特点。
这首词的开篇通过节日里众人热闹而自己索然无味的对比描写，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感伤情怀。“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说的是当时民间春节风俗。正当美好年华的整整等人，争着从椒盘中取出春幡，插上两鬓，春风吹拂着她们头上的幡胜，十分好看。
这里通过描写节日里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人们的欢乐，来反衬自己“忧愁风雨”的老年怀抱。接下来两句：“往日不堪重记争，为花长把新春恨。”笔锋一转，说明自己并非不喜欢春天，不热爱生活，而是痛感无忧无虑的生活对于自己早已成为“往日”的遥远回忆。并且，其不爱春天热闹的原因还有更深的意义。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者岁岁苦盼春来花开，可年复一年，春天虽来了，“花”的开落却无凭准，这就使人常把新春怨恨，再没有春天一来就高兴的旧态了。显然这里一个“恨”字，已不是简单地恨自然界的春天了。接下来，作者从一个“恨”字出发，着重写了自己对“花期”的担忧和不信任。字里行间，充满了怨恨之情。这种恨，是爱极盼极所生之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作者急切盼望春来，盼望“花”开，还在隆冬就探询“花期”；但花期总是短暂的，开晚了让人等得不耐烦，开早了又让人担心它很快凋谢；这一年是元日立春，花期似乎可定，从他平时言行读者不难了解，可是开春之后风风雨雨尚难预料，谁知这一年的花开能否如人意？
作者在这里写的虽是自然界的变化，实际上是在曲折地表达了对理想中的事物又盼望、又怀疑、又担忧，最终还是热切盼望的矛盾复杂心情。作者之所以会有如此缠绵反复、坚凝执着的心理呢？就是因为他心中有抗金复国这一项大事业！所谓“花期”，即是作者时时盼望的南宋朝廷改变偏安政策，决定北伐中原的日期。
在正月初一这样的节日，人们忙着庆贺这个双喜的日子。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天真烂漫，兴高采烈，欢呼新春的到来。但是，这样的节日场景，对于长期削职闲居，壮志难酬的辛弃疾来说，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眼看着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却怎么也乐不起来。
就在他写此词前两个月，太上皇赵构死了，这对于恢复大业也许是一个转机。如果宋孝宗此后善作决断，改变偏安路线，则抗金的“春天”必将到来。可是锐气已衰的孝宗此时已无心于事业，赵构刚死，他就下令皇太子赵惇“参决国事”，准备效法他老子传位于太子，自己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由此看来，“花期”仍无定准，“风雨”也难预料。上饶离临安不远，作者想必已听到这一消息。而他在词中所感叹的“花期”无定、“风雨”难料，也是由此而发。通篇此词，作者比兴结合，含而不露，十分自然地表达了他政治上的感受和个人遭遇的愁苦复杂的心情。
当时，辛弃疾被劾离官闲居已五年余。是年奏邸忽腾报辛因病挂冠，此迟到的风雨具见京城大老们的荒唐和对稼轩的忌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