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润惜余熏，烟断犹相恋。不似薄情人，浓淡分深浅。
雨润惜余熏，烟断犹相恋。不似薄情人，浓淡分深浅。
词序中的辛丑，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一年为庚子，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德、奥、美、法、英、意、日、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据《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西太后和光绪自西安还京，并以珍妃上年殉节宫中，追晋贵妃”。所谓“殉节”，实是讳饰之词，西太后在逃离北京前，曾下令将珍妃推坠于宫井之中。洪汝冲的原词就作于这年的十一月。洪汝冲，字味聃(dan)，湖南宁乡人，有《候蛩词》、《蜕庵词稿》。洪汝冲《声声慢·落叶》：“银瓶坠水，金谷飘烟，西风一叶惊秋。凤宿鸾栖，等闲摇落飕飕。春工剪裁几费，肯随波，流出宫沟。吹梦紧，问人间何世，半晌淹留? 连理桃根犹在，甚花难蠲忿，草不忘忧。浸玉寒泉，昭阳往事今休。哀蝉莫弹幽怨，怕稠桑、无语凝眸。谁认取，满荒郊都是乱愁。”彊村这首词是和作，确如龙榆生铨释：“此为德宗还宫后恤珍妃作”(《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上片开端三句：“鸣螀颓墄，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就给人带来一股悲凉气氛。螀(jiang)，寒蝉。墄(ce)，台阶。颓墄，毁坏的台阶。蓬，蓬草。秋日枯萎，随风而飞。寒蝉鸣叫于毁坏的宫殿台阶之中，悲声哀景，映衬出劫后宫苑的荒凉景象。树叶纷纷坠飞，有如蝴蝶飞舞，剩下满目空枝。蝴蝶本与春风为伴，而在使生命凋零的秋风中，只有萎落、飘亡! 肃杀的气氛，美丽的形象，既切落叶词题，其中又隐现着珍妃的影子。“飘蓬人意相怜”，指光绪离京出逃如蓬草飘飞，也是指光绪在西太后的威迫下难以自主。相怜，说光绪对推坠井下死去的珍妃蕴含无限的怜爱之情，是深探心曲之辞。“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在光绪眼中，死去的珍妃有如一片离魂似的落叶，当年共处的往事昔情，历历难以忘怀，楼空人去，恍然如梦，在斜阳冉冉之中，如梦的往事旧情摇漾不已，隐约而又迷茫。 “相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回忆当年与珍妃相爱情景。相沟题红，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载，唐宣宗时，卢渥赴京应举，偶临御沟，拾得红叶，上有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宣宗放出部分宫女，渥得一人即题诗红叶上者。这里用以指光绪与珍妃两情眷好，似由天定。但珍妃不为西太后所喜，这里以“禁花”，即宫禁中的花，代指珍妃，“憔悴年年”，暗示珍妃为西太后所忌，心境极为抑郁。结尾的“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三句，寒信，寒冷的信息，指秋风。神宫，指光绪所居的宫殿。三句写秋风劲急，落叶纷坠，簌簌有声，如同凄凉的音乐。王子年《拾遗记》记载：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赋《落叶哀蝉曲》。词中的“凄奏”、“哀蝉”，暗指此曲，反映光绪思念珍妃的凄凉心情，身分、感情相合，而又时时不忘紧切落叶词题。至此，秋风声，落叶声，哀蝉声，以及心中怀念逝去者的痛苦心声，融化为充塞天地的悲声。
下片“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三句，曲折道出珍妃被推坠宫井事。本想与珍妃相爱终老，却哪知无此缘分，原因在金井飞霜，隐约吐露了西太后的残酷无情，珍妃的逼坠井中的惨痛情事，从此被迫割断了与珍妃的缠绵情缘。“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表面上写落叶在旋风中飘扬如同起舞，实际上则是写光绪回忆与珍妃的歌吟生活，而这一切都成为永难返回的过去，追寻根源，不由感叹无端的恩怨造成了多少人间憾恨。“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用《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诗意，切合秋深落叶题旨，同时更包含着《湘夫人》一诗中所抒写的人天悠隔的痛苦，那如梦、如云、如彩云、如落叶，如昙花的一现，那令人空惘、惆怅的幻灭之感，那浩茫难平的情思，正象那洞庭湖水一样。孟郊《湘弦怨》诗：“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蹰”。这里作者把广阔的洞庭湖水、人天永隔的幽怨，与繁声促节的湘弦音声组合在一起，融化为一曲绵绵不尽的流恨，阴阴天宇，沉沉夜色，形象地染绘出一幅色彩阴暗的画面，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最后以“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结尾，“摇落”二字，总结全词，揭破题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其实，摇落又岂止是草木，人生的生死、盛衰，爱情的聚散、悲欢，何尝不是如此! 这样的深悲巨痛，刻骨铭心，时刻难忘，就如空山杜鹃不停止地泣血哀啼，吐诉不尽内心郁结蕴藏的哀伤。
全词紧扣落叶，但又不拘滞于表面的咏物，而是借落叶咏叹光绪与珍妃的悲剧，就光绪而言，他虽贵为天子，但却保护不了自己宠爱的妃子，在西太后的淫威下，眼睁睁地看着珍妃被活活的逼死井中，这既是帝运的衰落，实际上也是整个封建帝制的衰亡。作者将落叶的形象与珍妃的悲惨遭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落叶的飘零坠落之中，隐藏着珍妃的可怜影子。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诗从叙事起，说明作诗的缘由和地点。首句点出正逢首都北京“有事”之时。有何事？这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亲密的老朋友、越南党和国家的领袖胡志明，在谈到中国当时形势时说：“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不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这件事了”，而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这段话的珍贵价值，在于廓清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揣摩和猜测，确凿无误地提供了“这场斗争”的由来和现状发展的线索，为解读全诗找到诗人自述的第一手重要依据。
“正是神都有事时”读来有种急迫感，凸显标题的份量。“又来南国踏芳枝”读来有种春风拂面的暖意，又有柳暗花明的感觉。芳枝，喻指人民群众朝气蓬勃的笑脸。此时读者有所思：革命成功了吗？我们真的无忧无虑了吗？
“青松怒向苍天发”青字透着时光荏苒，祖国少年的情怀。松字透着高洁傲雪，松柏延年的节操。怒向苍天发，发人深省。此时读者有所动：被革命一个阶段之成功遮住视线，将失去革命意义。“败叶纷芳碧水之”败叶藏着多事之秋，动荡抉择的愁绪。碧水是指人民的力量。“碧水”取义于李白《望天门山》碧水东流至此回的诗句，是希望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主宰新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之”是指碧水滔滔流过的痕迹。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满”字极赞群众起来造反的踊跃和热烈，亿万人民身穿绿军装投入战斗的雄姿，高举红语录形成一片红海洋的场面，加上上下翻卷的无数面红旗，极为壮观。一个“走”字，再现了当时群众运动风驰电掣般的迅速发展。其形势如急风暴雨，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
但是，已经七十多岁的革命家毛泽东，此时虽然仍然具有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生奋斗追求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壮志，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考验和锻炼，使他又具有了超人的历练和冷静。于是，诗人的感情在激荡澎湃之后急转直下，写下了令人难解的最后两句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这种抒写，既可以看做是风雨过后转为潇潇细雨的景物感怀，又为全诗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氛围。在诗情发展的脉络上，可以说是前面风雷激荡的心曲变奏。诗人凭阑在潇潇细雨中静听。静听什么？接着诗人又把这种静听引发出来、开展出去，想到全国人民此时此刻也在“有所思”。于是，诗人的静听和人民的所思，便成为此诗的“诗眼”，也自然成为解读此诗的关键所在。
诗人凭阑（栏）听雨，不禁让人想起岳飞在《满江红》词中那种“仰天长啸”的悲壮。不过毛泽东在诗中流露的，却是悲壮沉郁加忧患的特殊感情。这首诗反映了作者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头的复杂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