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入新凉，只道消残暑。还知否。燕将雏去。又是流年度。
梦入新凉，只道消残暑。还知否。燕将雏去。又是流年度。
诗人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抗金杀敌、气吞云汉的英雄。诗中先写英雄的外貌与志向，展现英雄叱咤风云的气概；再写英雄与金人作战的情景，表达了这位英雄的勇敢；最后写敌人投降，讴歌胜利，是对英雄的赞赏，也是自我表白。诗长短间用，节奏高昂，用语毫无雕琢，始终贯串着“气夫吞匈奴”般的豪壮。
诗用乐府旧题，首先便在题“胡无人”上做文章。要使“胡无人”，就必须宋有人，所以诗人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抗金杀敌、气吞云汉的英雄。这一想象，正是他一向感叹的“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的表现。
开头四句，写这位英雄的外貌与志向。诗描绘他胡须如同刺猬刺一样直竖，面如紫石，刚毅强健，直接把他叱咤风云的气概展示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在这里是借用了桓温的形象，而桓温是晋朝北伐的英雄，由此夫见诗人所塑造的英雄所包含的寄托。接着，诗把英雄的大志与时运相结合，说他志在立功异域，驰骋万里，又逢国家多事，君王求贤，所以立时际会风云，大展身手。这样一起，雄健排挞，为下文铺叙打好了基础。
“追奔露宿”以下四句，写这位英雄与金人作战的情景。诗写他在万里青海头，月夜追逐敌人，踏着黄河坚冰，夺取敌人的城市，身穿铁甲，不管风吹雨打，奋勇战斗，与敌对垒，战鼓如雷。诗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战争片段，凝练地表达了这位英雄的勇敢，把场面描绘得高昂激烈。读这些诗句，不由使人想起唐人的边塞诗，如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卢纶《塞下曲六首》：“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陆游诗中所写的战斗场面，与唐人这些边塞诗十分接近，而在诗意上更具有积极的意义，杀气腾出纸上。
“三更穷虏”以下六句，写敌人投降，讴歌胜利。诗从各方面来反映战争的结果———敌人送降表、缴获衣甲堆积如山，汗血马、霜毛鹰入贡，诗以热情洋溢的笔墨予以一一拈出，充满了喜悦之情。随后，诗转入赞叹，说宋朝如同太阳，扫除了阴翳，胡无人，宋中兴，写得十分酣畅。这样，逼出了总的议论：大丈夫就应该这样，为国立功，永垂青史，不能白首蓬窗，一事无成。末两句是对英雄的赞赏，也是自我表白。陆游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希望驰骋疆场，手刃敌寇，也无时无刻不为自己没有立功的机会而悲慨失望。因此，诗中所写的理想化的英雄，实际上正是陆游在把自己理想化，企图通过理想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得到暂时的满足。
诗长短间用，节奏高昂，用语毫无雕琢，始终贯串着“气夫吞匈奴”（《三江舟中大醉作》）般的豪壮，这就是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的主旋律。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周颂·维天之命》是《诗经·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每四句为一部分。前一部分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全诗犹如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种看法未免太绝对，上举《周颂·臣工》《周颂·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周颂·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可能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此诗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并不像后世的祭祀歌辞那样有矫揉造作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