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诗的前四句写两家结邻之宜行。首联写两人“平生心迹最相亲”，接着就具体写“相亲”之处。“墙东”、“三径”和“绿杨”，都是有关隐居的典故。这几处用典做到了“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用典非常多，但并不矫揉造作，非常自然适宜。诗人未曾陈述卜邻的愿望，先借古代隐士的典故，对墙东林下之思做了一番渲染，说明二人心迹相亲，志趣相同，都是希望隐居而不求功名利禄的人，一定会成为理想的好邻居。诗人想象两家结邻之后的情景，“明月”和“绿杨”使人倍感温馨，两人在优美的环境中惬意地散步畅谈，反映了诗人对结邻的美好憧憬。

　　颔联“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这幽美的境界中，两位挚友——诗人和元八，或闲庭散步，或月下对酌，或池畔观鱼，或柳荫赋诗，恬然陶然，游哉优哉。这两句诗总共十四个字，描绘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启发人展开丰富多彩的想象，体现了对仗和用典的巨大修辞效用，也体现了诗人的语言艺术。

　　后四句写诗人卜邻之恳切。暂出、定居、终身、后代，衬托复兼层递，步步推进，愈转愈深，把描述的情景带入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是一种值得神往的美好状态。这也侧面表现了诗人自己的渴望心情。诗人反问一句，紧追一句，让对方不能不生“实获我心”的同感。不断反问，也是侧面表现诗人的渴盼之情。四句貌似说理，实为抒情；好像是千方百计要说服人家接受他的要求，其实是在推心置腹地诉说对朋友的极端的渴慕，语言朴实真挚，推心置腹，表现出殷切而纯真的友情。

　　诗人在这首诗中运用丰富多彩的想象，描绘了一幅优美如画的环境，笔力明快，充满诗情画意，读来倍感舒畅惬意。

　　文章开头简单介绍东园处在真州的位置及东园的来历。真州位于长江北岸，东临大运河，是水上交通要道，故曰“当东南之水会”。接着写江淮、两浙、荆湖正副发运使施昌言、许元和判官马遵三人，利用闲暇时间“得州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又写许元于皇祐三年八月来京城办公事，带来东园图，并向作者介绍了东园的情状。先说东园面积广百亩，有流水横其前，园中有池、台、亭、阁、舟、堂、圃等，且特色各异：池很清，而“浸其右”；台很高，而“起其北”；亭名“拂云”，以夸张其极高；阁名“澄虚”，以形容池水极清；舟为“画舫”，以突出其华美；堂可供“请宴”；圃可供“射宾”。再写今日园中景物的美丽、壮观与游人的欢乐，与昔日的荒僻残破、阴森恐怖相对比。作者连用三组结构相同的排比句式，通过今昔对比，强调如今东园景象的美丽多姿和游人的欢乐欣喜，还指出“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园中之景不能在图上一一画出，也不能由许元一一道来，只能得其概略，所以说这篇园林碑记也只能“书其大概”。接着点出请作者作记的意图，说东园是四方之宾客与建园者共乐之地，四方之士没有一天不来，而那三个建园者却总有一天要离开，若“不为之记，则后孰知其自吾三人始也”。最后称颂许元三人通力合作，朝廷、民间供应充足，东南百姓无怨愁之声，闲暇之时，又“与四方之贤士大夫共乐于此”，称其精神之可贵。

　　这是一篇风格独特、写法新颖的庭园记。作者未曾到真州东园实地游览，而全凭所见到的一幅图画和庭园主人的一番口头介绍写成这篇文章，却能把叙述对象写得如此真实可感、气象万千、美丽诱人。全文最吸引眼球的地方是对东园美丽风光的描绘。这种描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全部描写，皆借他人之口、以第三者的语气说出，在表现手法上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二、着意于东园修建前后的巨大变化。在描写现在的台池亭阁、流水画舫、佳花美术、清宴弦歌的同时，对比描写了昔日此地的破败荒凉。这种对比描写不但加倍衬托出现在的美，而且含蓄地赞扬了庭园的修建者为这种美付出的艰辛。三、句法也有创新。像“台，吾望以拂云之亭”等数句，就是创新之句。此外，全文用了二十余个“之”字，和《醉翁亭记》连用二十余个“也”字一样，都使文章增加了回环往复的形式美和一唱三叹的音韵效果。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