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先概述西汉兴盛的形势和西征顺利的情况,然后假托蜀人之口说出反对通西南夷的非难,紧接着详细论述通西南夷的意义,高度赞美了汉武帝的功业,具体批驳了蜀人的责问,最后略写蜀人态度的转变,言简意赅。全文前后照应,结构严密,所使用的动词尤其典雅庄重,行为动作的描述相当传神,长短句交替运用,在散句中见齐整,于对仗中有变化,成功地描绘了各种形象,巧妙地融入了真情实感,创造出内情与外物结合的艺术境界。
文章一开头便回顾西汉“德茂存乎六世”的发展历史,然后指出汉朝两征的势如破竹,以此写出繁荣昌盛的局面和锐不可当的声势,从而真实反映出时代风貌并充分表达了作者生逢盛世而想施展抱负的真情实感,为后面诘难蜀父老打下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文章先写“耆老大夫捂绅先生之徒”庄严的神态和对通西南夷的非难性分析及由分析得出的“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这一看似有理的结论,以此表现出蜀人的目光短浅,见闻狭隘,思想守旧:考虑蜀地的局部利益而非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留意过去的史实而未见新兴西汉的进程。因而作者自然地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西汉的社会现实出发,高瞻远瞩,踔厉风发,有力地批评他们的错误言论,同时明确文章驳斥的靶标,也显示了作者诘难的理所当然。
然后,文章以巴蜀人们的亲身经历驳斥了西南夷无法征服的观点,说得理直气壮,自然令人信服。之后,作者先提出“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的观点,并引用大禹治水的典型事例来充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此说明现在通西南夷是利于国家、惠及百姓、流芳后世的非常之事,会取得伟大的功绩,带来无穷的好处。
作者接着提出统治者应该思想解放,胸襟开阔,不受习俗束缚的主张,进而指出通西南夷确实是非常之事,是“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的伟大事业,并站在时代高度且考虑长远利益,同时以天下为己任,使诘难蜀人而肯定两征显得理在其中,顺势提出“百姓虽劳”,也要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之后,作者强调“受命之符合在于此”,以表明当今君主是受命天子,并顺势笔锋一转,嘲讽蜀人面对千载难逢的盛况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般的可悲。在这一部分,作者将观点建立在援引事实和阐述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诘难论如析薪,逐层推进,有高屋建瓴般的气势,把深刻道理说得具体可感,也把蜀人驳得体无完肤。
最后写作者论述符合事理使得蜀地父老以对,于是蜀人“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并颇为感叹地表示“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然后茫然失措地逡巡离去,这与开始蜀人“俨然造焉”的情况相照应,反映出蜀人的理屈词穷、无地自容,也说明了作者写作达到预期的目的。
全文立意深刻,议论豪迈,气势磅礴,说理透彻,气势充畅,将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富有文采的艺术特色融为一体,闪耀着迷人的文学光辉。体裁上以赋为文,铺张扬厉,想象奇特,语言繁富,描写细致,骈散相间,使得全文布局谨严,具有浑厚、刚健、激昂、壮丽的特点;行文上以问难的形式来分析和辩解事理则使全文观点集中,针对性强,在当时有其独到之处,对后代政论影响也很深。
这篇文章分三段。
第一段,交代边境的紧张形势和刘礼、徐厉、周亚夫的三军驻地。
第二段,写汉文帝劳军的经过,重点写了汉文帝在细柳营被挡的一段史实,表现了周亚夫治军之严。
第三段,写劳军后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对周亚夫的赞叹。全文赞扬了周亚夫忠于职守、治军严明和不卑不亢、刚正不阿的品格,同时也体现出汉文帝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
汉文帝亲自劳军,到了霸上和棘门军营,可以长驱直入,将军及官兵骑马迎送。而到了细柳军营,军容威严,号令如山,即使皇上驾到,也不准入营。作者以对比、反衬的手法,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治军严谨、刚正不阿的将军形象。“细柳”也成了后人诗文中形容军中常备不懈、军纪森严的常用典故。
文章重在刻画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但直接描写周亚夫的地方并不多,而是把大量笔墨用在霸上、棘门军与细柳军的对比上,用在描写细柳军的严明军纪上。这些侧面描写有力地烘托了周亚夫这个人物形象,如:细柳军将士言必称“将军令曰”、“将军约”,人物虽未出场,却已令人感受到其“真将军”的威严和风范。两处对周亚夫的正面描写虽着墨不多,却如画龙点睛,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正面描写周亚夫的言行,而是通过描写汉文帝慰劳军队将士这一场面,把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借助对比衬托的手法,鲜明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文中周亚夫“真将军”的风范是通过多次对比体现的。通过汉文帝慰劳守军的故事,表现了周亚夫的忠于职守和治军严明。先写汉文帝到霸上和棘门军营的情况,与后面写汉文帝在细柳军营遇到的情况作对比,突现细柳军营军纪严明。再一处对比是:天子在霸上和棘门军中策马驱车“直驰入”;而在细柳军营,“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由此可以看出,周亚夫治军有方,令行禁止,即使天子也不得不遵从。第三处对比是:天子到霸上和棘门军营时,“将以下骑送迎”,众将士受宠若惊,竭尽逢迎之能事以讨好汉文帝;而周亚夫却“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相比之下更显出周亚夫恪尽职守、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
这是秦观借描写春景春情,集中表现交织在一起的今与昔、政治上的不幸和爱情上的失意,抒发贬谪之痛、飘零之愁的一首词作。
上片着重写今日生活情景。首写眼前景致,“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二句,点明地点、时令,轻轻着笔,朴实自然。紧接着“花影乱,莺声碎”二句,细写春景特色,以“乱”字状花之纷繁,“碎”字表莺声盈耳,用笔尤工,各极其妙,洋溢着对自然的喜爱之情。“飘零”以下四句,忽而由喜转悲,由春景春情转写远谪索居,形体瘦损,不复有以往对酒当歌之情,转折有致,词情哀怨。歇拍“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二句,人情艳情,孤情凄情,蕴藉含蓄,耐人寻味。
下片抒发由昔而今的生活之情。换头直点昔日西池宴集,以“鸩鹭同飞盖”描写其盛况。比喻形象,用语简明,隐含着不能忘怀的情味。“携手处”以下四句,又由昔而今,由喜而悲,景物依旧,诸友却已飘泊云散。委婉曲折,缠宛凄侧。结尾“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再由眼前想到今后。“飞红万点”是春归的自然写照,“愁如海”却新奇绝妙。这两句既是惜春春去,又是对前途的无望。
此词在内容上由春景春情引发,由昔而今由今而昔,由喜而悲,由悲而怨,把政治上的不幸和爱情上的失意融为一体,集中抒发了贬徙之痛,飘零之苦。在艺术上一波三折,一唱三叹,蕴藉含蓄,感人肺腑;以景结情,境界深远,余味无穷。
新旧党争,损害的不只秦观一人,所以此词抒发的感情是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苏轼、黄庭坚、孔平仲、李之仪等人都有和词存今,可见对“元祜党人”震动之大,感触之深。
词中所体现的情感极为悲伤,充分体现这位“古之伤心人”(冯煦语)的性格特征。即:当他身处逆境之时,往往不能自拔,无法像苏轼那样,善于自我解脱,而是自叹、自伤,一往而深,直至于死。所以,当他的朋友看到这首词的时候,即担心其“不久于世”(后作者逝于五年后)。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独具善感“词心”的体现。
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