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这首词写处士的生涯与心怀。上片是楚湘山水画,江山秀美,风物可爱,语言流利,表达了词人对大自然美的迷恋,是下片“渔夫”生活的典型环境。
下片描绘了“渔夫”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情趣,从外到内,“不见人间荣辱”。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受压抑、打击、挫折之后的一种理想的追求,绝意仕进,与世无争,虽是一种无力的消极反抗,但也体现了他们对那个社会的强烈不满。全词淡淡写景,缓缓抒情,风骨俊逸潇洒,态度旷达超拔,语言清新流利,文笔洒脱豪放,无不洋溢着一种“清胜”之美。
首句“病来自是于春懒”。病了,自然是于春事就懒得管了。这“病”,也许是生理的,穷愁潦倒嘛,病也不新鲜。但古来病字多作忧患贫穷的同义词。人一穷困了,当然于春事也就勤快不了。自己于春事为懒,然而别院此时的笙歌,正响成一片。两两对照,何等鲜明。这不仅想起昔日的繁华、热闹都衰歇了,更伤心的是,既然主战派落到了如此地步,那个笙歌一片的别院,作为政治对立物,当然就是主和派了。自己这里既然是酒杯尘封,那么昔日的清客此时也都过到那边去了吧。当“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支笛”都不得不作为货币而付作酬劳的时候,就不用谈什么歌舞了。歌妓云散,酒杯尘封,则无人上门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时唯一和以前一样的就只有杨花,对他是依旧是热情地沾衣扑面,没有因他这么穷病而嫌弃得远远地离开他。而且当作者正感到辛酸时,倒感到一如平时的杨花,反而因愤世俗之浇薄,似更故意的亲热了。这亲热,正表现在它“笑人情浅”。这一“笑”字,冷峻极。人们往往以水性杨花比喻薄情,他这里却认为杨花反而比人之情是更为深厚的。对轻薄的杨花,居然有不能承受之重的感慨,则这个世道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软如轻絮的杨花,在他手里却成了沉重的鞭挞。寄慨之深,不止翻案文章写得好而已。
这首词通过描述一个新妆初罢的少女形象,表现出女主人公心底思恋的难言之苦。
上片写女主人公所见的帘外景象。起拍以海燕初飞兴起少女新妆,给人一种轻盈明丽的感觉。接着用“萱草绿”“杏花红”二句,刻画少女新妆时的美好环境,烘托了少女开朗而欢快的情绪,使之活动于草绿花红的画面中,为下片突出人物衬托了背景。而末句“隔帘栊”的一个“隔”字,将人与春景分离,仿佛有什么羁绊使她不能冲出帘栊而融身于美好的春光之中。情虽未露,却可从末句中品味得出。
下片写女主人公新妆之后的形象,花枝招展,浓艳非凡,别有一番风韵。“双鬓翠霞金缕”,突出妆饰的艳丽;“一枝春艳浓”,以比喻少女如花,与李白《清平调》“一枝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意境相似。后二句,将少女置于月圆之夜。这时,少女的情怀,并未写出,她究竟有何感触,这给了读者以思索的余地。然而,“琐窗中”三字,却透露出女主人公的活动时间与心境,传达出一种凄清之感。
整首词字面没有写情,但通过场景、时间的变化,主人公的艳丽的妆容,衬托出人在楼中的凄楚幽怨之情,深婉含蓄,耐人寻味。
诗中巴女的丈夫大约是乘船东下去经商,所以诗人模仿巴女的口吻,用极简单的几笔,勾勒出与丈夫分别时的情景,道出了女子当时的不忍分别的复杂心情。
诗中前两句写水、写船,“急如箭”“去若飞”两个比喻恰切描摹了巴水湍急以及小船疾去的情形。这既是对客观事物的实写,又含蓄地写出了送行者洒泪惜别的细微心理活动。在诗中主人公看来,顷刻离别,去若离弦,万千心事还没有来得及说,丈夫所乘坐的小船就消失在江水的尽头了,这实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接下两句是对巴女内心活动的直接刻画。巴女送丈夫离去以后,落泪如雨,痴痴立在岸边,她默然地计算着:“十月三千里,郎行几岁归?”暗寓出身隔异地,夫妻两人不知何时才能团聚的悲伤之情。很多行商在外的旅人,由于交通极不便利,各种物质条件的贫乏,往往客死异乡,或者竟在外地另立家室。在家独守的商妇,大多形同孤寡、无依无靠,她们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所以她们与丈夫离别就象生离死别一样。本诗就在对这种无限惆怅的情调的描写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这首诗从题材到语言与六朝民歌几无区别,形式朴素简洁,语言明快自然、不假雕琢,真切生动地表现了巴女那种真挚淳朴的思想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