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一共六句，分三层，抒发离家求仕的复杂感情。情与景相间相融，夹以议论。反映汉末一代有抱负青年在乱世中创业，为实现统一安定的能施展才智的理想社会而奋斗，虽为知己者死，但死而无怨。这是时代精神的艺术个性化。时代的共性深寓在艺术个性之中，隐现着个性美与人情美的质愫与基因。
诗的开端两句直接入题，写别时景象，暗扣诗题离别后的感伤。“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这两句是触景生情，目及早晨朝霞涌起，由此自然现象，想到浮云升起，飘浮天上，可是到了晚上还是要回到故山，有自己归宿之处。暗示出自己离家外出，如天上浮云一样，飘泊海内。晚年能否落叶归根，重回故土，前途茫然，不可知。比拟象征，含蕴深厚，不言别情，而情在其中。未上路，而先想归乡，可见对故乡、亲人、知己的感情之深。这就为下面的行役悲思作了铺垫。
诗的三四两句，叙述别后之悲思。“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这两句是化用古诗 “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句意。暗示悲伤到了极点，只有呜咽吞泣而已。平平地叙事，感情却起了波澜，点出行役之苦，思乡之痛，苦痛交加，自难承受，而产生了悲伤气结不能言的行为。把感情发展到了高潮。仿佛诗意尽于此，把人引入情海之中，玩味、品尝，经历这感情的痛苦历程，这就是诗家所说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
诗的五六两句绝处逢生，宕开一笔，转写未来。“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前途渺茫，心情暗淡，预兆着有故乡不得归的惨极心境。诗至此戛然而止，照应开端，浮云日暮有归宿，而自己的人生归宿，却难以预料，相映相衬，令人生悲。
题目是“口占”，名符其实，通篇以口语出之，从“寄语”之下，都是答辞。首句点出对方身份——歌妓。“好将幽梦恼襄王”出自宋玉《高唐赋》。这二句意在告诉对方不要来纠缠我，还是找别人去吧。由此可见，道潜之信守佛戒，不近女色，并非是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而是已人定界，此心已死。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二句解释原因：“我”潜心修禅，心无余物，就像沾染了泥的柳絮，沉于地面，不可能随风飘浮了，“我”也不会因你的挑逗而动凡心。这句以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柳絮轻飘于天，随风逐舞，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
这就是佛家的禅心之所在，佛家有“放心”之说，盖指心猿意马；柳絮沾泥不再飘浮，喻禅心已定，心如止水，“放心”已“收”。诗人之不为声色所动，不是有意识地恪守佛门戒律，刻意约束自己，而是心已入定，形如死灰，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佛门说法，本重比喻，道潜以佛徒身分而用之于诗，可谓不忘其本。而此喻之妙，犹有可说者。春风飘絮，本是自然现象，春天最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柳絮也常以其“轻浮”之质，被赋予男女感情的色彩。这里，不仅柳絮沾泥，风吹不起为人们所习见，因而颇能引起会心的感受，而且，在禅心观照下，以轻质为重质，化喧为寂，设想也颇为别出心裁。
由于作者是位佛徒，人们理解该诗，或许多着重于他对佛门戒律的自觉遵守，即所谓不涉邪淫。然而，从禅家理论来看，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大乘义章》卷十三说：“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禅定，本指坐禅时住心于一境。广义地看，坚守禅心，不受干扰，如絮之沾泥，风吹不起，不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么。诗人不受女色之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佛门戒律，更不是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是他本来就心如止水。这不由得使世人想起了“二祖安心”的公案。禅要自己参，心要自己安。道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他本人已经“安心”的结果。
这首诗写的是作者人到中年后的一些感受。郑谷当时寓居长安，面临着新春的到来。漠漠秦云（长安旧属秦地），淡淡天色，正是西北春天的典型景象。望见这个景象，诗人自然会想到，又一个春天降临人间。但随即也会浮起这样的念头：跟着时光推移，自己的年岁不断增添，如今是愈来愈品尝到中年的滋味了。
中年，往往是人的一生中哀乐感受最深切的时候。青春已逝，来日几何，瞻前顾后，百感交集。诗中不作过多的描述，只是抓住对花无语、借酒浇愁两个细节，就把那种思绪满怀的复杂心理状态烘托出来了，笔墨经济而又含蓄。
那么，诗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呢？底下一联为我们略作提示。“故第”，即旧时的住宅。寻找故第，只见苔色满墙，斑驳难认，意味着追怀平生，遗踪恍然。“春田”，指家乡的农田。由连夜雨声，触发起春田的忆念，暗示要弃官归隐，安度余生。上句是回顾，下句是展望，正体现了人到中年时的典型思想活动。作者借故第、春田、苔色、雨声等事物反映出来，形象鲜明而又富于概括力。
然而，往事既不可追，来日也未必可期；现实的处境一时难以摆脱，衰迟的年华更无情地逐日而去。在这样的矛盾交织之中，除了翻出旧诗稿来修改几遍，琢磨一下自己作诗的技巧，还能用什么方法来排遣心头的烦恼呢？结末两句表面说的“自喜”，实际是在年事虚长、无所作为情况下的自我安慰。透过外在的平静气氛，分明可以体会到诗人那种强自压抑下的无聊索寞心绪。
郑谷的诗以轻巧流利见称，反映生活面不广，从本篇也可以得到验证。此诗涉及中年的苦闷，虽不无时代政治的投影，而主要仍限于个人的感兴，社会意义不大。但文笔清新，思致宛转，尤善于用简炼明白的语言表达凝蓄深沉的情思，在其作品中亦属上乘。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