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在阐释“平天下在治其国”的主题下，具体展开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君子有絜矩之道。二、民心的重要：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三、德行的重要：德本财末。四、用人的问题：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五、利与义的问题：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所谓絜矩之道，是与前一章所强调的“恕道”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恕道”重点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将心比己方面，那么，“絜矩之道”则是重在强调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方面。如孔子对季康子说：“当政者的德行好比是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只要风吹草上，草必然随风倒伏。”（《论语-颜渊》）世道人心，上行下效。关键是看你说什么，提倡什么，做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力量更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絜矩之道”。
关于民心的重要性，已经是古往今来都勿庸置疑的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过，启发虽然是勿庸置疑的，但纵现历史，却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才会有王朝的更迭，江山的改姓，当政者“为天下僇”。
德行是儒学反复记述、强调的中心问题之一。把德与财对举起来进行比较，提出“德本财未”的思想，尽管从儒学的全部治国方略来看，也有“先富后教”（《论语-子路》）、“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膝文公上》）等强调经济基础的思想，但总的说来，重精神而轻物质，崇德而抑财的倾向仍是非常突出的。
正因为“德本财末”，因为德行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第一位的重要作用，所以就牵涉到一个用人的问题。而在用人的问题上，同样是品德第一，才能第二。对于这一点，《大学》不厌其烦地引述了《尚书-秦誓》里的一大段话，说明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才能，但只要心胸宽广能容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便可以重用。相反，即使你非常有才能，但如果你嫉贤妒能，容不得人，也是危害无穷，不能任用的。所以，“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
与“德本财末 ”密切相关的另一对范畴便是“利”与“义”的问题。
为了阐迷“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学》提出了“生财有大道”的看法，即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是一段很富于经济学色彩的论述，浅显易懂而勿庸置疑。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下面的两句话：“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财发身”的人把财产看作身外之物，所以能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就像著名的列夫-托尔斯泰那样，解散农奴，实行自身禁欲，以实现良心与道德的自我完善，“以身发财”的人爱财如命，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原则，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铤而走险，或贪婪吝啬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等。都是“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红楼梦-好了歌》）所以，还是“以财发身”，超脱一点好。
总起来说，这一章收束《大学》全篇，内容丰富，包含了儒学的不少重要思想。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思想在《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还有反复的论述和展开。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这是一首委婉而大胆的求爱诗。《摽有梅》作为先民的首唱之作，质朴而清新，明朗而深情。
此篇的诗旨、诗艺和风俗背景，前人基本约言点出。《毛诗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男女及时”四字，已申明诗旨；后数语乃经师附会，应当略去。《周礼·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明白了先民的这一婚恋习俗，对这首情急大胆的求爱诗，就不难理解了。陈奂则对此篇巧妙的兴比之意作了简明的阐释：“梅由盛而衰，犹男女之年齿也。梅、媒声同，故诗人见梅而起兴”（《诗毛氏传疏》）。龚橙《诗本义》说“《摽有梅》，急婿也。”一个“急”字，抓住了此篇的情感基调，也揭示了全诗的旋律节奏。
全诗三章，“庶士”三见。“庶”者，众多之意；“庶士”，意谓众多的小伙子。可见这位姑娘尚无意中人。她是在向整个男性世界寻觅、催促，呼唤爱情。青春无价，然流光易逝。“真正的青春，贞洁的妙龄的青春，周身充满了新鲜的血液、体态轻盈而不可侵犯的青春，这个时期只有几个月”（《罗丹艺术论·女性美》）。如今梅子黄熟，嫁期将尽，仍夫婿无觅，不能不令人情急意迫。青春流逝，以落梅为比。“其实七兮”、“其实三兮”、“顷筐塈之”，由繁茂而衰落；这也正一遍遍在提醒“庶士”：“花枝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无名氏《金缕曲》之忧心“无花空折枝”，似乎深有《摽有梅》之遗意。
从抒情主人公的主观心态看，“急”就急在青春流逝而夫婿无觅。从诗篇的艺术结构看，“急”就急在三章复唱而一步紧逼一步。重章复唱，是《诗经》基本结构。但从诗意的表达看，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即重章之易辞申意和重章之循序渐进。《摽有梅》属于重章之循序渐进。三章重唱，却一层紧逼一层，生动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情急意迫的心理过程。首章“迨其吉兮”，尚有从容相待之意；次章“迨其今兮”，已见敦促的焦急之情；至末章“迨其谓之”，可谓真情毕露，迫不及待了。三复之下，闻声如见人。
全诗十六句，按诗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句为第一部分，后四句为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每两句又为一个层次，逐层推进，较为详尽地描写了女主人公真珠一夜间的活动及其复杂微妙的心情。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风飞绰绰。”这两句开门见山，写真珠身带袅袅飘动的香风来到洛苑，有如仙姬神女自天而降。着一“下”字，又着一“飞”字，真珠飘然而至之状宛如亲睹，用字极为传神。
“寒鬓斜钗玉燕光，高飞唱月敲悬珰。”用《述异记》所载神女遗汉武帝玉钗，传至昭帝时宫人共谋欲碎之，玉钗化为白燕升天事。这两句写真珠鬓间斜簪一支晶莹闪光的玉钗，登上高飞，击悬珰以为节，对月歌唱。
“兰风桂露洒幽翠，红弦袅云咽深思。”“红弦”代指筝声，盖唐时筝弦为红色。这两句写夜渐深沉，露冷风清，真珠犹自抚筝而弹，筝声掩抑低徊，有如哽咽之声，寄托着她幽怨的情思。
对真珠的筝声何以如此哀怨的问题，第七句作了解答：“花袍白马不归来。”原来是她心上的人儿迟迟未归，故将满怀愁绪寄托在怨声之中。“花袍白马”，寥寥四字，活画出一个纨绔子弟的形象。第八句“浓蛾迭柳香唇醉”，言其蛾眉紧锁，有如柳叶之迭而不舒；香唇紧闭，有如醉酒之缄默不语。这句刻画了真珠若有所思的忧郁神态。
“金鹅屏风蜀山梦，鸾裾凤带行烟重。”“蜀山梦”，用宋玉《神女赋》楚襄王梦巫山神女事。“鸾裾凤带”，极言真珠妆饰之华丽。这两句，上句意谓：“花袍白马”终于不归，真珠不得已倚屏风假寐，期望能如巫山神女一般，与自己的心上人在梦中相会。下句意谓：由于真珠身着鸾裾凤带，梦魂殢重难行，不能如巫山神女一般行云行雨，故终未如愿。不过这句乃是形象化的说法，其实是真珠由于忧心忡忡，终夜不能成眠，因而她所期待的梦境根本无从出现。
“八骢笼晃脸差移，日丝繁散曛罗洞。”“八骢”，王琦以为当作“八窗”，且举鲍照诗“四户八绮窗”为证（见《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说近是。这两句大意为：真珠于朦胧之中，恍惚觉得有亮光在眼前晃动，转过脸一看，只见日光透过窗纱，丝丝缕缕射进屋中，原来天已大亮了。
以上为第一部分。这十二句以真珠为主人公，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场景则似在洛苑的一座高飞之上。这十二句留下了诸多悬念：如此一位多才多艺的美人，何以遭到她心上人的冷遇？她的那位“花袍白马”彻夜不归，又究竟去了何处呢？这些问题在第二部分的四句中作了解答。
“市南曲陌无秋凉，楚腰卫鬓四时芳。”“楚腰”用楚灵王好细腰美人事，“卫鬓”用卫子夫因发多而美深得汉武帝宠幸被立为皇后事，比处皆借指“曲陌”中妓女的妖容冶态。这两句意为：洛阳城南曲折的巷陌是妓女的聚居之地，那里一年到头热闹非常，浓妆艳抹的妓女多得如同四季盛开的鲜花。
“玉喉窱窱排空光，牵云曳雪留陆郎。”“陆郎”语出乐府《明下童曲》“陆郎乘班骓”，原指陈后主的狎客陆瑜，在此处可以理解为泛指那些时常光顾“曲陌”的纨绔子弟，或者理解为特指真珠的那位“花袍白马”亦无不可。这两句说：妓女们轻舒歌喉，歌声美妙，嘹亮入云，她们娇态毕露，拉扯着那班荡子的衣衫，殷勤地挽留他们。
以上四句，场景转换到了“市南曲陌”，主人公也换成了“楚腰卫鬓”。这四句暗示出那位“花袍白马”的行踪，而真珠失宠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首诗文字较为艰涩，寓意也较深曲，其主旨何在，颇费索解。当然，此诗有可能是一首纪实之作，诗人据所见或所闻，直书其事，以表达对真珠不幸遭遇之同情。如果联系李贺坎坷蹇塞的身世及其创作继承了《楚辞·离骚》“美人香草”的比兴传统等因素来考虑，则更有可能是一首寄托了个人身世之感的作品。诗人通过娼妓妖媚惑人、名姝反遭冷落这一鲜明的对比，揭露了兰蕙摧折、萧艾方滋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的牢骚愤懑之情。姚文燮注《昌谷集》，以史证诗，虽多穿凿附会，但他指出此诗“托言以明所遇之不偶”，可谓先得我心，故其言对理解此诗的主旨颇有启示。
这首诗的艺术特色，有两点较为显著：
第一，结构奇突，通过反跌的手法，有力的强化了主题。
这首诗的结构很不匀称，前一部分为十二句，后一部分只有四句。前十二句诗人用浓墨重笔，从才艺出众、气质雍容、姿色美艳、妆饰华贵、感情深沉专一等各个侧面，精心地刻画出一个动人的美女形象。但后四句陡然逆转，却又把这一形象的价值轻轻地一笔勾销了。而且前十二句越是把真珠描绘得可爱可贵，其结果却是她越被反跌得可叹可悲。这种奇突的结构形式，更加深刻地突出了真珠这一人物的悲剧命运，有力地强化了全诗的主题。
第二，大量使用华丽的词藻，构成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
李贺遣词，力求华贵艳丽。在此诗中，风是“香风”，弦是“红弦”，唇是“香唇”，喉是“玉喉”，洞是“罗洞”。诗中又点缀了许多富于美感的事物，号“兰风桂露”、“花袍白马”、“浓蛾迭柳”、“金鹅屏风”、“鸾裾凤带”、“楚腰卫鬓”等等。故而诗中镂金错玉，一片珠光宝气，构成了一种斑烂多采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与女主人公真珠的身份十分相称，为更好地烘托气氛、刻画人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