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年此蟠龙，遂成秋水泓。
呼吸纳元气，溟蒙变阴晴。
云雷地中起，日月波上生。
上有空僧巢，岩栖炼神形。
寥寥水月观，洞见心胸明。
我昔凌天梯，恍若登赤城。
浮杯动松影，发笑回天声。
从兹便高举，永极云霞情。
何年此蟠龙，遂成秋水泓。
呼吸纳元气，溟蒙变阴晴。
云雷地中起，日月波上生。
上有空僧巢，岩栖炼神形。
寥寥水月观，洞见心胸明。
我昔凌天梯，恍若登赤城。
浮杯动松影，发笑回天声。
从兹便高举，永极云霞情。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翠妃的这一首咏梅花诗很有名气，古来咏梅之作不计其数，而这篇咏梅诗，别出心裁。
诗人在室内窗前从捅破的窗纸的孔洞观看梅花，并且先是细腻地描写梅花的香味缕缕如线，真是未见梅花，先闻其香。
后面又写到蝼蚁拖着梅花瓣儿，爬上东墙，这个细节令人觉得充满生活情趣，从而透露出诗人对于梅花的喜爱，对于春天即将到来的喜悦之情。
“刺破””“引透”“倒拖”几字，恰似一个个小小细腻的片段，把春色之浓之妩媚，以及对春的向往，表达的淋漓尽致。
这首诗首二句以春草起兴，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第七至第十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最后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让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巧用比兴，始终运用大量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
诗以丽景衬托哀情。首二句以春草起兴，语出《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春天是万物萌发的季节，也最宜于怀人相思，青青的草色因此便逐渐成为离思的象征。楚辞之后，汉诗《饮马长城窟行》亦云“青青河畔草，緜緜思远道”，唐以降“春草”更成为诗人们习闻熟见的典型意象，如自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李后主的“离情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等等。而在这一诗歌语言典型化的过程中，大谢无疑也是重要的一环。
第三至第六句极写春光之旖旎动人。“差池”指燕子的张舒尾翼、轻捷穿行，“夭袅”写桃花的舒枝展叶、婀娜多姿，这两句是从形态上着眼的；“灼灼”指花色的绚烂鲜丽，“飞飞”写燕语呢喃，这两句又是从声色上着眼的。这四句虽然写的只是寻常之景，但由于讲究选词造句，却增色不少。它们均以连绵字居首，其中“差池”、“夭袅”属双声、“灼灼”、“飞飞”属叠字，两两相对，从而造成一种暄妍热闹的声情；而“差池”和“灼灼”又均用《诗经》成语，这两个成语本来都是写亲人之情的，用其成语也就加强了反衬下文的意味。这四句中二、三两句紧承，一、四两句遥应，这种“丫叉句法”（钱钟书《管锥编》语）在烘染景物的同时，又有矫避平板之效。“檐上”、“涧下”两句又把笔触移到山中，景色也从浓丽一变而为清幽。“幽树虽改观，终始在初生”两句，用名理语为写景部分作结。“终始”出于《庄子·达生》：“游乎万物之所终始。”“初生”则本于《庄子·天地》郭象注：“初者，未生而得生。”意谓春天里林木的形貌变化虽然较为著眼，其实造化万物也莫不都在潜移默化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物理人情，消息相通，由此从目击之景过渡到心之所感。
以下十句转入抒情写意。这一部分仍以比兴发端。“松茑”、“樛葛”两句，取《诗经·小雅·颊弁》和《周南·樛木》的用语，以缠绕于松树、樛木上的茑藤和葛蔓，比喻家人亲密依存的关系。这两个取譬既上应了“幽树”，又反挑起下句的“眇然”。眇然，微细孤弱貌，这里指游子的茕茕独立。春光愈是骀荡暄妍，相形之下游子就愈发显得飘摇可怜，人与物乃在得不得时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禽鸟花木因得时而生意欣然，游子因不得时而意绪阑珊，故面对春色不以为喜，反以为悲。“鼻感”、“眼伤”两句，意同陆机诗中的“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感”与“悲”、“伤”同义互文。而下两句的“侘傺”和“澶漫”则属反义对举。两句谓失意的痛苦刻骨铭心，而纵逸快乐则早就与自己无缘了。“侘傺”和“澶漫”二词是以双声和叠韵相对，四字均为去声，从而传达出愤懑的心声。诗的最后亦以比兴结。
末两句乃从前人化出，“风来”句本于陆机同题诗：“愿托归风响，寄言遗所钦。”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鸟去”句则略近于汉代的《别诗》：“欲寄一言去，托之笺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古诗中素有临风送怀、托鸟寄音的说法，现在连此都不可得，可见其郁结的情怀非常深。全诗在感情最激越的高潮处完成了题意。
大谢的这首诗，在语言上颇为精工密丽。诗中用连绵词有七处，从典籍中取成语者约十处，远较陆机的原作为多。文字的琢炼也每多胜处，如“桃悦色”、“燕弄声”中的“悦”字、“弄”字，“松茑欢蔓延”、“樛葛欣虆萦”中的“欢”字、“欣”字，都以拟人化的动词，着力写出景物的神情意态，形成了篇中有句、句中有眼的特色。从这里不难看出晋宋之际诗歌语言在形式技巧方面所取得的长足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