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是陆游代谭德称而作,所写对象似是谭氏的心爱之人。词中塑造了一位娇羞怕人、爱心深藏而情感却炽烈如火的女性形象。
上片起首二句写谭氏心爱之人不乐逢迎。因为懒于送往迎来,所以她怕唱歌,愁跳舞,故意病春酒而迟迟不去梳洗打扮。这表明谭氏的恋人是一位文静自洁、不乐往来应酬的女性。“总是向人深处,当时枉道无情。”写谭氏恋人的爱心深藏。“向人”,就是爱人,此指爱谭德称。“向人深处”,写的是内心深处爱人,而表面不动声色。这表明恋人的性格内向,深藏不露,莫说她是一个缺乏情感的人。
下片起首三句“关心近日,啼红密诉,剪绿深盟”,写谭氏关心恋人近况。谭氏关心恋人近况,因而想象她双泪啼红,秘密写信,倾诉衷肠。“剪绿深盟”,“剪绿”即剪绿裁红,当时用以形容男女之间所说的情话;“啼红密诉,剪绿深盟”,形容恋人向谭氏说了很多柔情蜜意的话语,山盟海誓,以表达坚贞的爱情。至此恋人深藏的爱心终于有了一个充分表露的机会。煞尾二句“杏馆花阴恨浅,画堂银烛嫌明”,联想往昔恋人娇羞畏人的情形。在认识到心爱之人乃一位爱心深藏不露却又炽烈如火的女性之后,谭氏不由得回忆起以前俩人相处时的一幕幕情景。那时在杏花馆内,俩人在深深的花阴之中,无人可见,但是她却还恨那花阴浅不避人;两人同宿画堂,本来是普通的银烛,而她却羞于见光,嫌烛光太明。谭氏联想至此,对于恋人那娇羞畏人的性格,认识得就更加深刻明确了。
这实际上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词,词中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笔触婉曲深细,内涵丰赡而语极简炼,是陆游爱情词中的佳作之一。
此诗题中“感化寺”之名尚存争议,宋蜀本作“感配寺”,清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作“感化寺”,《文苑英华》作“化感寺”。在唐代其他人的著作中记载,终南山有感化寺:“邀至京师,游于终南化感寺”(严挺之),《旧唐书》也记载有“蓝田化感寺”之名。 王维与裴迪一起到感化寺游玩并且拜访昙兴上人。
此诗前四句描写爬山的行迹:拿什么登山装备、在哪里会合、山中行进、住宿地点,诗歌前四句大体内容如此,但若如此翻译,则恰恰把诗句的精妙处完全错过了。前四句平平敷写中传达出一种游兴。诗人兴致浓厚,“相待”表现出诗人游兴大发,远远将同伴甩在后面。“催客闻山响”一句,仿佛让读者看到一个兴奋的游人,对着山峰玩着回声游戏,顺带嘲弄一下朋友。住宿的山房伴着清幽的小溪,虽然第四句仍然描写动态的流水,但已经为下文对幽静山景的描写作了铺垫。
诗歌第六句“谷鸟一声幽”,以一声鸟鸣突出山谷幽静,笔法巧妙。南北朝时期的诗人已经巧用“一声”,以此为诗歌增加诗趣。“望枝疑数处,寻空定一声”(沈君攸《同陆廷尉惊早蝉诗》)、“雷叹一声响,雨泪忽成行”(萧统《有所思》)都写得颇有趣味。王维长于以动衬静,“谷鸟一声幽”“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的手法颇为相近,而各自贴合各自诗境。中晚唐的诗人常常学习前人这种写法,如卢仝《掩关铭》“不如掩关坐,幽鸟时一声”。可见王维作诗既善于学习前人,又启发了后人的诗思。
《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