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道重门深悄悄。愁不尽、露啼烟袅。断得相思，除非明月，不把花枝照。
闻道重门深悄悄。愁不尽、露啼烟袅。断得相思，除非明月，不把花枝照。
“石镜山前送落晖，春残回首倍依依”，首句所写，是诗人对往日情事的回亿。遥送落晖，当日就不免年近迟暮、修名不立之慨；此刻回首往事，更添时光流逝、年华老去之感。句法圆融而劲健。
“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颔联承上“春残”、“回首”，抒写报国无门之叹和思念家乡之情。作者从军南郑，本图从西北出兵，恢复宋室河山，但不到一年即调回成都，从跃马横戈的壮士变为驴背行吟的诗人。此时忽忽又已四年，功业无成，年已垂暮，因此有“壮士无功老”的感慨。宋金之间自从公元1164年隆兴和议以来，不再有大的战事，所谓“时平”，正是宋室用大量财物向金人乞求得来的苟安局面，其中包含着对南宋当权者不思振作的不满。既然无功空老，则不必远客万里，思乡之情也就倍加殷切，故说“乡远征人有梦归”。“无功”与“有梦”相对，情味凄然。
“苜蓿苗侵官道合，芜菁花入麦畦稀”，颈联富开写景，紧初“春残”，写望中田间景象。暮春时节，正是苜蓿长得最盛的时候，故有“苗侵官道合”的景象。芜菁一称蔓菁，开黄花，实能食。司空图《独望》诗有“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该诗“芜菁花入麦畦稀”化用司空诗意。两句所描绘的这幅暮春图景，一方面透出恬静和平的意致，另一方面又暗含某种寂寥的意绪。
“倦游自笑摧颓甚，谁记飞鹰醉打围”，尾联总收，归到“倦游”与“摧颓”。末句拈出昔日“飞鹰醉打围”的气概，似乎一扬；而冠以“谁记”，重重一抑。顿觉感慨横溢，满怀怆然。昔年的雄豪气概不过更增此时的摧颓意绪罢了。
“春残”，在该诗里是触景增慨的契机；既是自然景象，又兼有人生的象征意味。通过对春残景物的描写，诗人把情、景、事，昔和今，自然与人事和谐地结合起来。
人们谈起写蚕妇的诗，自然会提到宋代诗人张俞的《蚕妇》：“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而晚唐诗人来鹄的《蚕妇》与张俞的《蚕妇》题目相同，内容相似，而写法与格调迥异。来鹄的《蚕妇》不像张俞的《蚕妇》那样，用明显对比的手法概括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而是先从蚕妇整日采桑养蚕的辛苦谈起。
“晓夕采桑多苦辛”一句紧扣诗题，“晓夕”二字直述采桑叶时问之长，突出劳动的艰苦。从这一句诗中，表现了采桑人的倦容，“多苦辛”三字又表现了作者同情蚕妇的思想感情。接下去诗人明确告诉人们，这些整天采桑叶的蚕妇并不是不爱盛开的百花，而只是在养蚕的大忙季节不得“闲身”而已。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通过假设及由这一假设推论出来的结果清楚地说明封建社会谁养活谁这一根本问题。富贵人家的小姐太太们所以能在“好花时节”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百花，正是由于这些蚕妇在此时“晓夕采桑”的结果。如果这些蚕妇此时也去做这些“繁华事”，那么，那些“黄金屋里人”只能被‘冻杀”。原来，这些“黄金屋里人”是由这些蚕妇养活的。此两句陡转笔锋，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完全是依靠剥削劳动人民而生活的这一事实。
全诗笔致冷隽，构思深曲，耐人寻味，在对当时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示中，流露出了诗人的愤慨不平之情。运用通俗又略带诙谐的语言，通过叙述与假设的形式，通过暗含的对比，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是这首诗的显著特点。
在巫山滞留时“猿声梦里长”，李白对于猿声的理解与前代的诗人相同，少年时期他生活经历不多，出于对巫猿的同情而徒发感慨，之后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猿的凄厉叫声勾起了李白的愁思，源何而愁，因为不通航而滞留，周围没有值得倾诉的朋友，心中的理想和抱负只能暂时搁置，思想感觉比较虚空，对周围的事物的感应，不是凭心灵的冲动，而是凭理智的感悟。造成李白这种情绪的，和他回到江陵后，即将“南行拂楚王”，远离故乡有关。
另一方面“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春天到来了，三峡通航，这让李白的心情有些苏解，因为李白可以离开这个滞留他几个月的巫山。这首诗以情写景，以景抒情。在艺术表现上，选择自然景物中最富特征，自己感受最深的方面加以突出的描绘，如“桃花”，在浓郁的主观色彩的氛围中，蕴涵了无穷的韵味，这也是整首诗的点睛之笔。
“高丘怀宋玉”，宋玉是屈原之后的杰出作家。唯他有传世之作，具有一定成就，后人将他与屈原并称。刘勰即谓“屈、宋以‘楚辞’发采”（《文心雕龙·才略》）。李白在巫山想到了宋玉，从这可以看出，李白欣赏宋玉的文品和人品。
李白的《宿巫山下》是诗人个性改造和理想化了的图景。全诗注重把握整体的气势和氛围“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凭个性的感兴泼墨写意“雨色风吹去”、“访古一沾裳”，而略去具体的细节，甚至连观照景物的视觉转移的顺序也往往毫不在意“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李白的这首抒情诗，把瞿塘峡—巫山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表达自己的心境。
这是一首抒写报国之情和忧国之念的作品。诗的前六句追怀旧事，寄慨遥深；后两句既有送行之意，也有对金兵的突然退却难以置信，又欣喜若狂。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州。”二句以简洁的笔墨概括了金兵南犯的经过，同时也交待了诗的写作背景。诗人最初听说金兵已迫近南京城，来势凶猛；不久又得闻金兵集结在瓜州渡，气焰益炽。
处此危难之际，诗人多想挺身而出，联合抗金志士，挽狂澜于既倒，为国除危，为民解难。可是，只求苟安、不思恢复的南宋朝廷早已把他看成心存不轨的异己分子，不能容许他执掌重兵、慷慨赴敌。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内心充满愤慨：“诸公谁听刍荛策？吾辈空怀畎亩忧。”诗人曾多次向朝廷提出抗敌复国的军事策略和政治措施，然而满朝公卿，尽皆畏敌如虎，嫉贤如仇，没人肯听取他的意见。诗人的上书，要么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要么如虎须捋毛，招致处罚。作为备受歧视的在野人士，他只有徒然地为时局担忧。这两句前后照应，因果分明，对比强烈：一边是诸公堵塞贤路，不恤国计；另一边则是诗人系念时局，忧心如焚。孰是孰非，孰善孰恶，一目了然。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二句借景抒情，益见其愤慨之烈、痛苦之深。“危楼”，即高楼。当时，诗人身受羁绊，无计可施，拳拳报国之心竟与打到窗上的急雪一样碎成粉末；登上高楼，远望狼烟四起，诗人更不禁涕泪交流。这一切，虽已成为旧日之事，却深深地镌刻在诗人的记忆之中。“七兄”即将奔赴的扬州正是当时的兵燹之地。
在送别的时刻，诗人首先想到那惨痛的景象并形诸诗笔，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后两句折回题意，渲染送别之情。 “岂知”，点明形势的变化出乎诗人的意料之外——当初，他何曾料及金兵会发生内讧，使一场更大的战祸得以弭息。“乱絮飞花”，则暗示随着金兵的撤离，淮水以南地区又恢复了和平景象。诗人笔下的花絮，不仅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具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感，欣然担负起送客的使命。它们追随在七兄乘坐的小舟前后蹁跹起舞，既表欢送之情，亦致挽留之意。此情此意，不能不使七兄深受感动。其实，多情的与其说是乱絮飞花，莫如说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眷眷然不忍与七兄分别，却不从正面说破，而将自己的感情赋予乱絮和飞花，于是，乱絮飞花便变得如此深情缱绻。这幅生意盎然的“送客图”，实际上只是诗人的主观意识外化后产生的某种幻象。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是触景生情的话，那么，这两句则是移情于景了。而无论触景生情，还是移情于景，究其效用，都有助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增强诗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
从艺术上看，这首诗不仅属对精切，造语工巧，而且情寓景中，意余言外。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