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么令”,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调。王灼《碧鸡漫志》说:“此曲拍无过六字者,故曰六么。”又名《绿腰》、《乐世》、《录要》。双调,九十四字上片九句五仄韵,下片九句五仄韵。
“七夕”,这是梦窗借七夕牛郎织女鹊桥会的神话传说,以悼念杭州的亡妾。
“露蛩”两句,写秋景。言园中的蟋蟀正在“句句”地鸣唱着,纺织娘也在欢叫着“织、织”,它们恰似在催促织女赶快结束织锦,可以尽早去天河畔与牛郎相会。“婺星”两句。 “婺星”,本指二十八宿之一的女宿;即玄武七宿的第三宿,有星四,其中三颗属宝瓶座。这里借指织女星。此言天孙织女为情所累,就懒于织锦,而长久地伫立在天河畔,盼望与牛郎相会。两句直接切入民间传说,以织女象征杭妾的在天之灵。“不见”两句。言但是她只能在天河边徘徊苦盼,因为没有船只可以渡她过河,也没有鸿雁飞临传递来牛郎的信息。天地殊途无会面之期矣。“云梁”三句,又述神话传说。言织女终于等到了七夕之晚,在云雾弥漫的天河上有群鹊赶来搭起了一座千尺鹊桥,了却了织女与牛郎的一年一度的这点相思情。只可惜相会的时光一瞬即过,再回首,这甜蜜的鹊桥会又将要苦候一年光阴啊。上片从“七夕”生发开来,再叙了民间中这个美丽感人的神话故事。但牛郎、织女的生别离,尚有一年一度的鹊桥会,可以聊解他们的相思苦;而词人与其亡妾却是再无见面之时的死别也。因此,词人对七夕的传说还是感到非常的钦羡。
“那知”两句,承上启下,专叙“乞巧”。“乞巧”,据《荆楚岁时记》:“(古时妇女七月七日夜)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玉石(黄铜)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此言天上的织女其实极想和牛郎长相厮守,不再分离的,但始终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去改变王母娘娘的这个残酷决定——每年仅能相聚一夜。虽然如此,人世间仍旧有众多的小女子奉她为智慧女神,所以都在各自的闺楼上供起瓜果向织女乞求给她们增加智慧。“瓜果”两句,讥笑众女的自私。词人说:你们哪里知道今天晚上正是织女牛郎唯一能相聚在一起的大好时光,如果织女一旦真的被你们邀请下来,那末岂不是要使牛郎感到孤单寂寞吗?词人本着“己所不欲,不施于人”的仁者想法,特地为牛郎织女俩设想,所以他希望乞巧者要知趣一些,否则只会自讨没趣的。“瓜果几度凄凉”是说:那织女自顾不暇,怎能为了这点瓜果而抽出时间来赐给你们智慧呢?“人事”两句。“金钗擘”,“擘”,即剖。这是引神话传说中,王母用头上金钗在织女与牛郎之间一剖,就划出了一条天河,生生将他们俩隔在河的两边。也借喻世事往往循环往复,“牛郎织女”毕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不可能有人真的看见过用一枚金钗就可以剖出滔滔天河。“今夕”三句,重申题旨。词人问: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他明知今天是“七夕”,但是偏设此一问,重在提醒众人不要忘记,天上的牛郎织女只有今天一晚上可以相会。所以说人世间在“乞巧”之后,到了月亮西堕就要收拾掉残杯结束了。但是我担心,天上的银河又将会毫不容情地将织女与牛郎这两个有情人分隔在两边啊。下片由天上一年一度的相会之艰难,联想到地上“乞巧”的煞风景。既点题,又作了更深一层的发挥。“寂寞罗池客”,又可以看成是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由于杭妾已经仙逝,所以说天上两星尚有今夕相会之期,而自己惟有酒冷人单孤苦度日而已。
此诗开头四句由傍晚登临纵目所见,引起对历史及现实的感慨。人们在登高临远的时候,面对寥廓江天,往往会勾起对时间长河的联想,从而产生古今茫茫之感。这首诗写登楼对景,开篇便写河中百尺危樯,与“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王昌龄)、“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柳宗元)等写法异曲同工。以“高标出苍穹”(杜甫)的景物,形成一种居高临下、先声夺人之感,起得气势不凡。此句写站得高,下句则写看得远:“汀洲云树共茫茫。”苍茫大地遂引起登览者“谁主沉浮”之叹。遥想汉武帝刘彻“行幸河东,祀后土”,曾作《秋风辞》,中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之句。(《汉武故事》)所祭后土祠在汾阴县,唐代即属河中府。上溯到更远的战国,河中府属魏国地界,靠近魏都安邑。诗人面对汀洲云树,夕阳流水,怀古之幽情如洪波涌起。“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一联,将黄昏落日景色和遐想沉思溶铸一体,精警含蓄。李益生经战乱,时逢藩镇割据,唐王朝出现日薄西山的衰败景象,“今日山川对垂泪”(李益《上汝州郡楼》),不单因怀古而兴,其中亦应有几分伤时之情。
后四句由抚今追昔,转入归思。其前后过渡脉络,为金圣叹所拈出:“当时何等汉魏,已剩流水夕阳,人生世间,大抵如斯,迟迟不归我为何事耶?”“事去千年犹恨速”一句挽结前两句,一弹指间,已成古今,站在历史高度看,千年也是短暂的,然而就个人而言,则又不然,应是“愁来一日即为长”。“千年犹速”、“一日为长”似乎矛盾,却又统一于人的心理感觉,此联因而成为精警名言。北宋词人贺铸名作《小梅花》末云:“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就将其隐括入词。至此,倦游思归之意已水到渠成。“风烟并是思归望,远目非春亦自伤。”非春已可伤,何况春至。无怪乎满目风烟,俱是归思。盖“人见是春色,我见是风烟,即俗言不知天好天暗也。唐人思归诗甚多,乃更无急于此者”(金圣叹语)。
这是韩偓晚年寓居南安之作,与《安贫》表现同一索寞情怀,而写法上大不相同。《安贫》直抒胸臆,感慨万端;此篇则融情入景,兴寄深微。
春尽,顾名思义是抒写春天消逝的感慨。韩偓的一生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故,晚年寄身异乡,亲朋息迹。家国沦亡之痛,年华迟暮之悲,孤身独处之苦,有志难骋之愤,不时袭上心头,又面临着大好春光的逝去,内心的抑郁烦闷自不待言。郁闷无从排遣,唯有借酒浇愁而已。诗篇一上来,就抓住醉酒这个行为来突出“惜春”之情。不光是醉,而且是连日沉醉,醉得昏昏然,甚且醉后还要继续喝酒,以致衣服上溅满了斑斑酒痕。这样反复渲染一个“醉”字,就把作者悼惜春光的哀痛心情揭示出来了。
颔联转入写景。涓细的水流载着落花漂浮而去,片断的云彩随风吹洒下一阵雨点。这正是南方暮春时节具有典型特征的景象,作者把它细致地描画出来,逼真地传达了那种春天正在逝去的气氛。不仅如此,在这一幅景物画面中,诗人还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那漂浮于水面的落花,那随风带雨的片云,漂泊无定,无所归依,正是诗人自身沦落无告的象征。扩大开来看,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一片大好春光就此断送,也可以看作诗人深心眷念的唐王朝终于被埋葬的表征。诗句中接连使用“细”、“浮”、“别”、“断”、“孤”这类字眼,更增添了景物的凄清色彩,烘托了诗人的悲凉情绪。这种把物境、心境与身境三者结合起来抒写,达到融和一体、情味隽永的效果,正是韩偓诗歌写景抒情的显著特色。
颈联再由写景转入抒情。为什么要说“人闲易有芳时恨”,大凡人在忙碌的时候,是不很注意时令变化的;愈是闲空,就愈容易敏感到季节的转换,鸟啼花落,处处都能触动愁怀。所以这里着力点出一个“闲”字,在刻画心理上是很精微的。再深一层看,这个“闲”字上还寄托了作者极深的感慨。春光消去,固然可恨,尤可痛心的是春光竟然在人的闲散之中白白流过,令人眼瞪瞪望着它逝去而无力挽回。这正是诗人自己面临家国之变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沉痛告白。下联“地迥难招自古魂”,则把自己的愁思再转进一层。诗人为惜春而寄恨无穷,因想到:如有亲交故旧,往来相过,互诉心曲,也可稍得慰藉,怎奈孤身僻处闽南,不但见不到熟悉的今人,连古人的精灵也招请不来,更叫人寂寞难堪。当然,这种寂寥之感虽托之于“地迥”,根本上还在于缺乏知音。“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韩偓此时的孤愤心情,同当年的陈子昂确有某种相通之处。
七、八句抛开议论事理,转入抒情。借流莺相顾、春愁略解,含蓄地表达了对“春尽”的感伤和悲叹之情。诗人在这里虽然没有具体写自己是如何苦闷,表面上冲淡了全诗的悲剧色调,但其无限苦闷之情却形象地表现出来。
这首诗有叙述,有描写,有议论,三者紧密结合是其主要特点。这首诗描写景物具体形象,“细水浮花归别洞,断云含雨入孤村”这些诗句,真实地描绘出春天雨前农村的美景,有很大的艺术魅力。这首诗语言流畅优美,对仗工整。通篇扣住“春尽”抒述情怀,由惜春引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悲,一层深一层地加以抒发,而又自始至终不离开春尽时的环境景物,即景即情,浑然无迹,这就是诗篇沉挚动人的力量所在。
这是一首借古论今之作。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临长江。这首词的写作背景是孝宗淳熙十五年春天,陈亮到建康和镇江考察形势,准备向朝廷陈述北伐的策略。词的内容以议论形势、陈述政见为主,正是与此行目的息息相通的。
开头两句,凌空而起。撇开登临感怀之作先写望中景物的俗套,大笔挥洒,直抒胸臆,借景抒情:登楼极目四望,不觉百感交集,可叹自己的这番心意,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理解呢?因为所感不止一端,先将“此意”虚提,总摄下文。曾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陈天麟《多景楼记》说:“至天清日明,一目万里,神州赤县,未归舆地,使人慨然有恢复意。”对于以经济之略自负的词人来说,“恢复意”正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主题思想的还有对曾北形势及整个抗金局势的看法。以下抒写作者认为“今古几人曾会”的登临意。“今古”一语,暗示了此词是借古论今。
接下来两句,从江山形势的奇险引出对“天限曾疆北界”主张的抨击。“鬼设神施”,是形容镇江一带的山川形势极其险要,简直是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致。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却不被当作进取的凭藉,而是都看成了天设的曾疆北界。当时曾宋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将长江作为拒守金人曾犯的天限,作者所抨击的,正是这种藉天险以求苟安的主张。“浑认作”三字,亦讽亦慨,笔端带有强烈感情。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镇江北面横贯着波涛汹涌的长江,东、西、曾三面都连接着起伏的山岗。这样的地理形势,正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与北方强敌争雄的形胜之地。“做出”一语,表达了词人目击山川形势时兴会淋漓的感受。在词人眼中,山川仿佛有了灵气和生命,活动起来了。
他在《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写道:“京口连岗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所谓“虎之出穴”,也正是“做出争雄势”的一种形象化说明。这里对镇江山川形势的描绘,本身便是对“天限曾疆北界”这种苟安论调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山川形势足以北向争雄,问题在于统治者缺乏争雄的远大抱负与勇气。因此,下面紧接着就借批判六朝统治者,来揭示现实中当权者苟安论调的思想实质:“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前一句是愤慨的斥责与质问,后一句则是对统治者划江自守的苟安政策的揭露批判,——原来这一切全不过是为少数私家大族的狭隘利益打算!词锋犀利,入木三分。
换头“因笑”二字,承上片结尾对六朝统治者的批判,顺势而下,使上下片成为浑然一体。前三句用新亭对泣故事,“王谢诸人”概括东晋世家大族的上层人物,说他们空洒英雄之泪,却无克服神州的实际行动,借以讽刺曾宋上层统治集团中有些人空有慷慨激昂的言辞,而无北伐的行动。“也学英雄涕”,讽刺尖刻辛辣,鞭辟入里。
“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他们依仗着长江天险,自以为可以长保偏安,哪里管得到广大的中原地区,长久为异族势力所盘踞,广大人民呻吟辗转于铁蹄之下呢?这是对统治者“只成门户私计”的进一步批判。“管不到”三字,可谓诛心之笔。到这里,由江山形势引出的对当权者的揭露批判已达极致,下面转面承上“争雄”,进一步正面发挥登临意。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中流誓,用祖逖统兵北伐,渡江击楫而誓的故实。在词人看来,凭借这样有利的江山形势,正可长驱北伐,无须前怕狼,后怕虎,应该象当年的祖逖那样,中流击水,收复中原。这几句词情由前面的愤郁转向豪放,意气风发,辞采飞扬,充分显示出词人豪迈朗爽的胸襟气度。
歇拍二句,承上“长驱”,进一步抒写必胜的乐观信念。“小儿破贼”见《世说新语·雅量》。淝水之战,谢安之侄谢玄等击败苻坚大军,捷报送达,谢安方与客围棋,看书毕,缄默无语,依旧对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强对”,强大的对手,即强敌。《三国志·陆逊传》:“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作者认为,曾方并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统帅,也不乏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猛将,完全应该象往日的谢安一样,对打败北方强敌具有充分信心,一旦有利之形势已成,便当长驱千里,扫清河洛,收复国土,何须顾虑对方的强大呢?作者《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曾言:“常以江淮之师为虏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之沈鸷有谋、开豁无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抚摩振厉于三数年之间,则国家之势成矣。”词中之“势成”亦同此意。作者的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可以置而不论,但这几句豪言壮语,是可以“起顽立懦”的。到这里,一开头提出的“今古几人曾会”的“此意”已经尽情发挥,全词也就在破竹之势中收笔。
同样是登临抒慨之作,陈亮的这首《念奴娇·登多景楼》和他的挚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便显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辛词也深慨于“无人会登临意”,但通篇于豪迈雄放之中深寓沉郁盘结之情,读来别具一种回肠荡气、抑塞低回之感;而陈词则纵论时弊,痛快淋漓,充分显示其词人兼政论家的性格。从艺术的含蕴、情味的深厚来说,陈词自然不如辛词,但这种大气磅礴、开拓万古心胸的强音,是足以振奋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