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送别诗,不能不想起著名的阳关曲。阳关在今天甘肃敦煌西南一百三十里,是唐代出西域的门户,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动人的送别诗,写成后广泛流传,被谱成歌曲演唱,称作“渭城曲”;唱时还要把结尾一句反复重复三遍,所以又称“阳关三叠”。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写舟中回望之景。三、四句转到言情上,将无情之物说成有情,而把有情的人,偏说成是无情,就形成了更为曲折也更耐人寻思的情景关系,在艺术表现上是颇为新奇的。
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晚上,诗人出行,亲友们聚集江边相送,唱着离别的的阳关曲;诗人登上一叶小舟,顺流东下。诗组合了各种离别的意象,深沉地表达离别时的情感。“水东流”是写他乘舟出行,引出下句“一钓舟”,但因它紧接“阳关一曲”送别歌后,就暗示是以东流水表达深长的离情别绪。对句中的“旌阳”是指明离别场所,“灯火”是从水中看岸上,暗示船已离岸渐渐远去。“灯火旌阳一钓舟”,使人仿佛见到沉沉夜幕中,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在众人的唏嘘中渐渐远去,渲染出浓重的伤感氛围。乘夜离乡别土,情景如此,人的思想又是如何呢?三、四句因而转到言情上。诗人在诗中一反常态,故作轻松语,说自己也不过是和平常一样,喝酒喝醉了,没有别离应有的伤悲,倒是满川的风月在替自己愁。这两句很别致,说自己不愁是假的,诗人离家次数多了,是不是“如今识尽愁滋味”,不想做出愁态来呢?“我自只如常日醉”,多多品味,不难发现其中含有许多苦涩味。末句的风月替自己愁,这愁就无限扩大,漫延到整个自然界,比写人的愁怨范围和深度增展许多;把多情的风月与浑然沉醉的自身作对比,更为曲折地反映了自己复杂的心理。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诗话》对这首诗的后两句很不满意。他认为诗只有写“人有意而物无情”才是,像黄庭坚另一首《题阳关图》“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这样写就很好;这首离别家乡的诗把人写成无情而物有情,就不合情理,“此复何理也”。王若虚所说的“人有意而物无情”,是大多数诗歌表现的手法,如岑参《山房春事》:“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韦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黄庭坚作诗,喜欢翻过一层,“化臭腐为神奇”;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他“只知奇语之为诗”。因为他不肯作寻常语,所以在这首诗中,有意不把“满川风月”写成无情的东西来衬托自己的离情别愁,偏说自己无情而“满川风月替人愁”。如此措笔,加深了层次,把无情物说成有情,是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而自己“只如常日醉”貌以无情,实质上成为有意的掩饰,是情到深处反无情的表现,比直接说有情要深沉含蓄得多。这样的表现手法,前人也多次用过,如刘禹锡《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只是前人总是说了人有情而次及景物亦有情,黄庭坚再作变化,说成人无情而物有情而已。
黄庭坚这首诗意新语工,但也有迹可寻。在此前欧阳修曾有首《别滁》诗云:“花光浓烂柳阴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黄诗也许参考过欧诗。
这篇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作者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人情人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全文先叙事,后就事生论,层次清楚、平实自然,语言简洁朴素,感情淳厚真实,寓忧愤于沉静,顿挫而不失淡泊。
文章既为《东轩记》,当然要先写东轩的建造。为些,文章先写到职后面临的困境。刚到筠州,大雨成灾,“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这些话语,以及暂借部使者府居住等,生动地写出了作者刚到住所时的狼狈。既而事情一转,写建东轩,且“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以上写东轩建造的缘起和过程,其中重点反而是初到筠州时的一场水患,实以此曲折写出了贬谪之苦。
时正推行新法,“市易法”即其中之一。作者始来筠州印想借东轩以宴休,可见对推行新法不是积极态度。然而这个工作“旧以三吏共事”,此时别二人又“适皆罢去”,俗务丛集于一身,这段逐日繁忙的景象,描写颇生动,当是切身之体会。文章把这与东轩的辟建和闲置相纠结,以“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收束,字里行间带着丝丝缕缕的悲切酸楚。
文章从第二段起转入议论。作者将文思宕开,议论起了古代的颜回。过去自己曾有一种想法,以为颜回即使“抱关击柝”,也不致如此困窘,又不妨碍学问,何至自苦如此。既而言到筠州后吏事冗杂,根本不能做学问,才悟出颜回何以甘心贫窭。接着写到人生追求有层次,未得道前或以“子女玉帛”为乐,既得道后就变成了精神追求之乐。而自己今天却无暇读书,这对一个学者文人来说才是更大的痛苦。最后写今日的愿望。像孔子那样能上能下,对自己的地位一无所顾,自己是无法做到的。今日所希望的不过是放我回乡。然而连这一点恐怕也难以实现,表现了此时精神的痛苦与消沉。
综上可见,《东轩记》虽然是为东轩建造而作,实际是反映被贬后的处境和心情。这篇文章突出的特色是迂余委折、文笔含蓄。园亭记多写宴休之乐,该文却是写被贬后的消沉和愤懑。文章落笔便见高潮,写始来筠州无以为家的窘状。后建起东轩,本以为可得“宴休之所”,不料吏事繁忙,又使自己无暇宴休,文笔曲折,且含蓄地表现了被贬小吏的酸辛和对推行新法的厌倦,议论部分也是如此。先由不理解颜回何以箪食瓢饮的清苦写起,再写今日始知幻想俗事缠身而不害于学的天真。最后由赞孔子无论高下“无所不可”转而写到自己唯愿还乡。文章就是这样曲折而又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此时的处境和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