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通过描写暮春景色,通体凄怆悲凉,哀婉欲绝,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失为清人令词中的一篇上乘之作。
上阕首韵三句,写残春之景,点画入微。以金缕晓风、杨花飞舞、玉栏花翻,营造了一片衰败、悲凉、清冷孤寂的气氖。柳色嫩黄,如丝如缕,晓风吹拂均与晏殊“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的《蝶恋花》景似同。而一“残”字实景中寓情。在这一情景之上,一场春雨之后,章台街上,遍地落花。雪白的杨花,被踏入污泥之中。这里作者选用章台这一环境,寓有深意。
章台原为战国时秦王的朝会之所。到汉代,章台便为长安街名。在唐宋诗词中,章台却成了秦楼楚馆的代称。唐朝韩拥有妾柳氏,本为长安歌伎。安史乱起,两人失散,柳氏为蕃将沙吒利所得。后来韩翊得到虞侯许俊的帮助,始得与柳氏团圆。“章台”指柳于是乎始,且有“冶游场所”这一重语意。所以作者以章台新雨后被踏人沙间的杨花喻飘零身世和被践踏、被蹂躏的遭际。
“素雪晴翻”反用谢道韫咏雪“未若柳絮因风起”语意,而以“翻”字传神,以“晴”字陪衬,写杨花飘零的身世,极为细致传神。“为谁飞上玉雕阑”深示感叹,表明杨花在辞树之时,已经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是不由自主地被东风吹舞,受人摆布的。陈子龙词吟杨花云:“怜他漂泊奈他飞”,又云“轻狂无奈东风恶”,深怜杨花飘零无主。作者于词句中虽未明示东风之无情,然而笔意含蓄,盖纵无东风狂吹,杨花仍将漂泊无主,作者巧妙地在下文二旬补足此意:章台雨后,踏入沙间。
“可惜”一词示叹惋之情,深得诗人之旨。诗曰:“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意谓章台雨后,杨花飘零,被走马践踏,没人沙间!比喻入仕清廷,声名委之尘土。
下阕深入一层,转而从人情方面着笔。“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沾惹”即承“为谁飞上玉雕阑”而来,由杨花的飞舞无主联想到这离情别恨。像柳絮一般漂泊不定,不知缘由便生离愁,故纵笔,希望能解脱。
“青鸟”,据《山海经·大荒经》有三青鸟,一名曰大驾,一名少驾,一名日青鸟。李商隐《无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从一“空”字更见出悔意,引出柳絮成萍,幽梦缠绕的悲苦。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水龙吟:‘晓来雨过,遗踪何在,池萍碎。”而杨花和绿萍又皆为飘泊之物,亦如自己的情怀。陈廷焯说:“感慨时事,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
杨花飞舞的时候,眼看春天就要过去了。所以在情人眼里,好像春天会随杨花飞絮一起飞走似的。然而,在情人们看来,杨花也似乎留恋春天,它飞向空中,飞上雕栏,飞入绿萍间。人们设想央求青鸟衔住杨花,也许春天还可以留住。然而春天毕竟难以留住,因而才有“一春幽梦绿萍间”之叹。
末尾二句“暗处销魂罗袖薄,与泪轻弹”。因无限思念而黯然神伤。满天飞舞的杨花,遍地郁郁葱葱的绿萍,能使人愉悦,也能使人伤情。这是因人的情绪而异的,便是所谓移情。由飘舞不定的杨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由一春绿萍联想到春天的将逝,由青鸟空衔联想到情人的渺无音讯和时光的难以挽留,不免使主人公黯然神伤,潸然泪下。结句融情于景,凄苦不在言外。
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